[摘 要] 作为迎接中共建党 90 年的一部官方史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 2 卷 ( 1949—1978) 》在 1981 年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 1991 年胡绳主编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基础上，对这一时期执政党自身的历史做出了新的内容扩充、观点论证和经验总结，将奠定这一时期以中共历史为核心的中国当代史的叙事框架并提供正统书写的标准。其资料之翔实、史实之丰富、论述之得当，尤其是叙事手法的灵活多变，无疑是对现行的以中央党史研究室名义出版的中共党史教科书模式的发展。剔除对官修史学的传统偏见，充分肯定该书在摆脱以往党史教科书通常具有的缺乏证据、主观推测、空疏学风和学   术欠规范方面取得的进步，特别是它所表现出来的追求信史、革新叙事的自觉意识，应是正确评述这本著作的基本立场。

[关键词] 中共党史; 历史书写; 历史叙事

[中图分类号] G2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 - 0292 ( 2011) 05 - 0120 - 05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 2 卷 ( 1949—1978 ) 》是中共党史学界迎接中国共产党 90 华诞的一部重要历史著作。本文就其主要内容、叙事特点及相关问题谈一点个人浅见，并就教于方家。

一

资料翔实是该书的一大特点。注释是评价一部论著学术性的标志，不仅可以使读者知道材料的来源，更是保证学术研究的继承和创新的有效手段，是反映著者学术道德水平的一项重要指标。该书坚持论从史出的史学通则，全书近 99 万字，旁征博引，共有 836 个标注。其中，对正文内容的补充性注释共 236 个，涉及对特定称谓、概念、人物、事件、组织、地名、论断、数据的解释、辩析和发挥; 属于新披露文献的注释共 146 个，主要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人的讲话、报告、手稿、谈话记录、批语以及中共中央的报告、文电。这 些注释构成了该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既可作 读者延伸阅读的索引，又体现出著者寻根究底的 自觉意识。

从材料来源来看，该书不仅充分利用了已经出版的高层领导人的文集、文选、文稿、传记和年谱，以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国家农委、国家统计局、外交部、中国社科院、军事科学院等党和国家权威机构编辑的文献，还为寻求多方互证而适当引用了海外文献，如俄罗斯总统档案馆保存的 1949 年 12 月毛泽东访苏和1950 年 10 月中国是否出兵朝鲜问题的 3 份档案，卷入朝鲜战争的美国政要杜鲁门、克拉克的回忆录及当时美国的外交文件。

最令人注目的还是新披露的一些原始文献。它们绝大多数来自中央档案馆，以毛泽东的材料最多，共有 86 份， 占新披露文献总数的 58.9% 。尽管其中一些已在《毛泽东传 1949—1976》中得到披露，但仍有相当一部分是首次被征引。通过使用新文献，著者的一些重要论断 不仅皆有依傍，而且提高了全书知识的准确性和 可信性。例如，1957 年 3 月 18 日毛泽东在山东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 436 页) ，清楚地说明了他对中共八大关于阶级斗争问题的论断的两面 认识，据此自 1957 年反右斗争至 “文革” 时期他逐渐形成的新阶级斗争理论的历史链条才更为 清晰、完整。又如，毛泽东的《十年总结》，此前《毛泽东文集》第 8 卷已有节选本 《主动权来自实事求是》，《毛泽东传 1949—1976》进一步披露了内容，但二者都重在强调这个报告在压 缩指标、总结历史经验和尊重经济规律上的积极作用，没有从肯定 “三面红旗”、肯定批判彭德怀、坚持 “左” 的指导思想的角度展开论述。该书反其道而行之，第 547、570 页所引之语准确地反映出毛泽东对九个月的初步纠 “左” 的认识限度。不过美中不足的是受篇幅所限，有些 新文献并不是引述原文，大多经过著者根据行文 需要加以摘引、概括和意译的转换、加工。

依据扎实的史料，该书堪称史实丰富、论述得当，不仅记载以中共执政活动为主体的政治史，还着力反映中共领导经济建设、文化思想建设、社会建设、外交与国防建设等多层面的内容; 既有以党的高层为主的重点叙述，又适当兼顾了地方党组织、党的中下级干部乃至普通党员、普通群众的角色; 不仅着力铺陈中共历史发展的基本进程，更致力于追求历史经验的揭示。关于党史的写法，1988 年胡乔木在指导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修改工作时，提出夹叙 夹议、史论结合的笔法，反对以会议的决议、文 件解 释 历 史，力主用历史本身来解释历史。[1]( P291) 龚育之曾经主持过党史 2 卷的编写工 作，他进一步提出阐述了“党史著述中的十个关系”[2]( P717 - 719) 。这些都深刻影响到了该书的写  作风格。丰富生动的历史叙事而不是枯燥乏味的 论述，使该书色调鲜亮，给读者一种身临其境、历史再现的感觉。例如，该书以江苏省为典例， 引用 《江渭清回忆录》反映地方党委开展调查研究的细节，衬托出 1961 年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全貌; 全书注重对社会主义阵营、资本主义阵营以及第三世界在内的世界形势的整体分析，以展现中国外交变动的复杂情势。

总的来看，该书在 1981 年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 1991 年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基础上，围绕党的重大历史问题做出了新的内容扩充、观点论证和经验总结，奠定了这一时期以中共历史为核心的中国当代史的叙事框架，并提供了一种正统书写的标准，必将有力推动同一时期各部门、行业、单位、地方历史的编撰、研究和出版工作。

二

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曾经长期受到 《联共( 布) 党史简明教程》的影响，自延安整风开始探索自己的党史书写方式，逐渐突破苏联由党中央审定党史 “正本” 的做法，至今已经形成了三种书写模式: 一是始于 1945 年、发展于 1981 年的 “历史决议” 模式，政治规格最高; 一是以 1951 年胡乔木的 《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为代表的个人著述的简史模式，并衍生出何干之的《中国现代革命史》、胡华的 《中国革命史讲义》等多种版本的教科书，属于发行量很大的教育普 及读物; 一是 1991 年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名义出版的现行模式。

从上述书写传统来看，该书是对第三种书写方式的继承和发展，不仅进一步告别了以斯大林 的 《联共 ( 布) 党史简明教程》为代表的以路线斗争为中心的党史书写模式，更以敬畏历史的 自觉意识，尊重史学的求真立场，努力将中共党 史的书写纳入一个依靠信史发挥资政育人作用的 科学轨道。该书并不刻意追求党史研究的重大突 破，而是反映三十多年来党史学界的重大共识， 以 “成绩写够、错误写透、评价公正” 为追求目标。全书力求避免两种极端的叙述倾向: 一是刻意夸大错误的灰暗历史的笔调; 一是一味歌功颂德的光明历史的笔调。为此，它的叙事手法有 以下几个值得称道之处。

———采用烘云托月的手法，加大对历史语境的叙述。全书不孤立地讲党的活动，注重把握 “国际—国内”、 “党内—党外”、 “中央—地方”、“党的领导人—普通党员、群众” 的背景互动。例如，抗美援朝战争、中共八大前后的探索等章节就注重描述国际背景对于党的活动的内在影响。在整风反右的章节，注意叙述毛泽东的 整风与党员干部认识上存在的差异，暗示了毛泽 东与刘少奇解决矛盾问题的不同思路，从中展现 出这一时期毛泽东、中共各级组织、民主党派、知识分子、高校、工厂、农村等各方的复杂面 相。即使在记述毛泽东的思想和活动时，也注意 把握分寸，凸显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角色，避免 给人留下过分突出个人的印象。

———注重对中共、毛泽东和其他高层人物的心理、性格的揭示。全书在分析中共执政失误或工作偏差时，强调共产党在革命时期形成的阶级斗争观念和群众运动经验的影响，强调毛泽东善于从阶级斗争方面观察问题的思维习惯和对执政风险的高度警惕的心理。在 1957 年整风转向反右的过程和原因分析上，在毛泽东发动和晚年维护 “文革” 的问题上，心理分析的议论手法就十分突出。

———在已经确定的是非分明的历史面前，直接表明党的倾向性，体现出历史的道德情感。该 书勇于直面历史，充分反映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对 29 年的重大是非问题没有采取完全回避的态度。对于仍然存在较大分歧，史学界与中央决议 看法不完全一致的重大事件，该书通过页下注、议论等形式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和立场。例如，大 饥荒造成的人口损失是一个具有世界性的热点问 题，该书在几经比较权衡后采用国家统计局的权 威数据，披露了 1960 年饥荒造成的人口损失， 显示出直面历史苦难的勇气。针对近些年 “文革” 评价从第二个历史决议的结论上后退的迹象，该书不仅坚持政治 “彻底否定” 的立场， 更从政治、思想、文化、经济、党的建设等方面 进一步深化了对“文革” 危害性的分析，更从五个方面对 “文革” 的历史教训予以反思总结。该书还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吸收史学界新成 果，对一些重大问题、重要事件、重要人物的史 事和评价进行适当的充实、修正、甚至是改写。关于高饶事件，1981 年的第二个历史决议不再称 “反党联盟”，定其为 “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尽管有薄一波、杨尚昆的 有关回忆， 《毛泽东传》、 《邓小平年谱》的推动，2004 年 《中共党史研究》还发生过一次小的学术争论，高饶事件的新讨论主要还是在张明远、张秀山二人的回忆录与赵家梁的《高岗在北京》出版后引发的。仔细阅读党史 2 卷，其正文叙述有三点值得注意: 一是没有使用以往常用的 “个人野心急剧膨胀”、 “迫不及待”、 “篡夺” 等感情色彩浓厚的词汇，叙述较为中性、平实; 二是未提安子文草拟的中共八大政治局名单这条重要线索，这在 《毛泽东传》中已有明确记载;  三是只讲 “反党分裂”，不讲 “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委婉去掉高饶的第二项罪名。这个实质性的修改突破了第二个历史决议的 有关论断，在 《毛泽东传》的基础上前进了一步，可谓对党史学界的研究成果做出的一个积极 回应。

———灵活运用注释方式，对于正文内容做出补充性解释。例如，第 18 页注释对 1949 年政务院及其下辖机构中担任正职的非党人士人数做出 解释，指明当时有中共秘密党员身在其中的情况，实际回应了史学界关于建国初期民主党派政 治参与问题的再认识。这个细枝末节的问题如果 放入正文就会妨碍行文的逻辑，如果舍弃又会妨 碍对问题的理解，而注释的方式可以处理上述难 题。再如第 294 页标注指出 1981 年历史决议对高饶事件的定性， 实际衬托正文不提第二项“罪名” 的史实。又如第 524 页使用 《王任重日记》的材料，印证毛泽东与党内其他领导人在人民公社所有制问题上的认识差异，起到了补充 细节的效果; 第 742 页标注所列详细的统计数据，对正文中的一些论断起到了史实支撑的作用; 第 789 页标注对 1967 年 2 月后 “中央文革小组” 取代中央政治局职能的论断做出补充发挥，揭示出 “文革” 初期中共中央日常领导方式从 “中央碰头会” 到 “中央文革碰头会” 的特殊形态的转换。可以说，页下注为全面、准确 地阅读史实和论断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注重对思潮、思想的分析。通读全书， “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是前后贯穿的一条执政思想史主线。全书注重对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的社会主义思想观念的认识发展史的叙述。从文中来看，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中共八大 前后的探索时 期—九个月的初步纠“左” —1959 年 9 月至 1960 年 3 月中央领导人的读书活动—1960 年代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探索、试办托拉斯等等，构成了一个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有机链条。对于中共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滋生的 “左” 倾思潮，全书也注重勾勒从1957 年反右斗争萌生到 1958 年大跃进、1959 年反右倾，再到 1962 年 “四清” 运动的升级态势，直至 “文革” 时期发展成为极左思潮的历史脉络，进一步论证了邓小平关于 “文革” 是极左，要实事求是地总结 “左” 的教训的看法。[3]( P105 - 106、246) 显然，这些是从历史上寻求执政智慧的表现， 也是服务现实的产物， 即探索“三大规律”，抓好 “四个服务”。[4]( P1070)

三

该书是历时 16 年完成写作和编撰的一部党史教科书，既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集体研究的 成果，凝聚着几代党史工作者的心血，又代表着 中国共产党对 1949 年建国至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 29 年的自身历史进程的权威看法。马克思主义主张研究和评价历史必须从既有的事 实出发，列宁指出 “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事实不仅 “胜于雄辩”，而且 “证据确凿”，而 “片段的和随便挑出来” 的事实只会是 “一种儿戏”，甚至 “连儿戏也不如”。[5]( P44) 全书正是秉持马克思主义的唯 物史观，力求史实准确、论述公允。从 “后记” 来看，书稿在广泛征求学界意见的基础上，多次 进行了史实考订、引文核对、注释规范、文字推 敲等工作。客观来说，该书在摆脱以往党史教科 书通常具有的缺乏证据、主观推测、空疏学风和 学术欠规范方面迈出了很大的一步。对于著者的 劳动和努力，学界应予以充分肯定。

观察坊间对党史 2 卷的热议，既有史实层面的不同意见，也有源于某些论断的辩难争鸣，更有针对官方修史立场的苛刻指摘。考虑到通史体例毕竟不同于专题研究，考虑到党派立场的集体编撰毕竟不同于私人撰史，该书对史实的过滤筛选和选择性诠释是可以理解的。从中国历史来看，秦汉以来国家政府掌控历史编撰与写作，正统的历史书写逐渐有了既定的选择标准、创作体裁、道德观念与价值系统，最终形成了官修史学传统和史官文化现象。批评党史 2 卷为 “官修党史”、甚至苛评为 “伪史” 的声音，无疑受到了对官修史学的传统偏见的影响。

事实上，凡秉持科学史观的现代史家都已认识到了官修史学在阐释意识形态与追求历史真相之间的双重性质。[6]( P94 - 97) 至于党派立场和意识形态偏见对于历史研究的正面价值，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埃里克· 霍布斯鲍姆发表有深刻见解。他认为，除了学者献身党派事业的合理性 外，党派偏见很有可能是目前人文科学中最具威力的一种把新思想、新问题、新挑战从学科外部引入学科内部中的机制。[7]( P151 - 160) 中共党史学科的发展充分印证了这一点。自延安时期借助整风运动掀起第一次学习党史热潮，至 1949 年后中共党史被纳入国家教育体系，经过 1945 年第一个历史决议和 1981 年第二个历史决议的推动， 1978 年后中共党史学科奠基成型，并在改革开放时期迎来了发展繁荣的新局面。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中共党史学科不可能形成今天的气 象，诸如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的建设之类的课题恐怕也难以列入科学研究的范 畴。

党史 2 卷一方面代表执政党的立场，阐释党的意识形态，拒绝个性观点与独立立场，一方面 动员国家力量撰写历史，掌握大量官方文献，有 条件记录历史真相。两者之间并非完全对立、泾 渭分明，而是可以实现一种政治服务与历史研究 之间的良性平衡。即使个性鲜明、标榜客观的私 修历史，往往因史料有限和个体束缚，总体上也 大都难以达到正史的全面性、可信性与完整性。当然，摒弃 “凡官修必失真”、“反私撰必客观” 的两种极端倾向，并不意味着该书没有进一步讨 论的空间。

在 “仁智各见” 的范围里，笔者对该书的具体叙述和修辞表达的若干瑕疵提出一些个人看法。全书在使用 “革命”、“反动”、 “反动派”、“人民”、“帝国主义”、“反革命”、“修正主义” 等内涵丰富、指向复杂的历史概念时，如适当区分主观陈述与客观叙述的界限，明晰它们在历史时间流中发生的变动，就会避免造成概念混乱和语义不明的情况。在整风反右的章节，使用了“极少数人”、“似乎”、“事实表明”、“这表明” 之类的句式，显得宽泛空当，让人无法确知具体所指。

在史实裁剪上，还有一些可以推敲之处。第77 页列举朝鲜战争 5 次战役中方歼敌数字时， 如能列出志愿军损失人数就更有对比度。第 208 页叙说地方大区领导人调中央工作时，如补充点

明毛泽东反对地方主义的考量就更为全面。第248 页叙述 1953 年全国普选时，可注明当时被剥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人口数字。第 365 页“在过渡时期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实现社会主义，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应在该句之首加上限制性条件 “共产党人认为，……”，这样可以避免滑入 “历史决定论” 的陷阱。第 806 页称刘少奇的罪名 “完全是林彪、江青、康生等人的诬陷”，所使用的 “完全” 一词带有绝对化色彩。

该书还存在极少数文献引证不规范的现象。第 71—72 页关于 1950 年 10 月 2 日中国出兵朝鲜的电报之谜，系学者沈志华个人研究取得的成 果，书中应适当注明。第 453 页所引毛泽东的《1957 年夏季的形势》，本可注明出自《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550 页注释②所引 《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之语，已编入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9 册，惜未注明。

总体来说，《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 卷 ( 1949— 1978) 》反映出党史学界在建构中共历史叙事上的

最新努力，代表着中共党史教科书的一种革新趋向。它所表现出来的追求信史、革新叙事的自觉意识，或许是最值得重视的。

[参 考 文 献]

[1]《胡乔木传》编写组 . 胡乔木谈中共党史[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龚育之 . 龚育之党史论集: 下[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

[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邓小平论中共党史》编辑组 . 邓小平论中共党史[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

[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 中国共产党历史: 第 2 卷( 1949—1978) [M].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5]黎澍 .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历史人物评价问题[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1.

[6]汪荣祖 . 史学九章[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7][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 . 史学家 历史神话的终结者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 薄 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