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后，用“共同富裕社会”作为未来社会的建设目标，是社会最大公约数在新发展阶段的具象呈现，反映了人民的新期待、历史的新任务、社会发展的新要求。习近平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一文中提出：“现在，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这是一个新的重大历史判，并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世界与中国结合的宏阔视野，透彻阐释了共同富裕的内涵、本质、特征、依靠力量、推进思路等一系列带根本性、方向性的问题，系统梳理了共同富裕应该如何看、如何干的问题，可视为对共同富裕社会建设的思想性、理论性、现实性的具体指导，蕴含着厚重的文化含量、理论能量、政治分量、实践力量。

一、“共同富裕社会”的科学内涵

共同富裕社会是小康社会的接续，是为解决我国当前收入差异、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异的现实国情而展开的社会建设，基本目标就是在量上“把蛋糕做大”、在质上“把蛋糕做好”、在价值取向上“把蛋糕分好”。它既包含目标, 也包含实践；既是物质的发展，更是精神的建构；既内含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深入探索；既有量的增加，更有质的提升；既是事实真理的呈现，也是价值取向的凸显；既是静态的描摹，也是动态的发展，是这诸多要素的有机统一。

共同富裕社会以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基础，是国家富裕与人民富裕一致的共富社会。“国之称富者，在乎丰民。”物质充裕是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的基础，是共同富裕社会的必要条件，财富惠及对象的广泛性才是其充要条件。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国家，因社会制度缺陷，贫富差距是常态。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国家的富强与人民的幸福是利益高度一致的集合体。党和政府致力国家建设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人民利益，人民真心拥护党，积极投身国家建设为，由此形成国家治理主体间的良性互动，保障共同富裕社会目标的实现成为可能。

共同富裕社会以社会高质量发展为前提，是社会全面进步与个体全面发展相互促进的和谐社会。共同富裕社会既代表经济发展的纵向提高，更代表成果覆盖面的横向拓宽。促进共同富裕与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高度一致，旨在实现全体人民“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都富裕”的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与“依靠人民创造历史”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方略。在这样的社会里，社会进步与个人发展互为目的和手段，共同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和谐发展。

共同富裕社会是小康社会的接续与跃升，是静态规划与动态实践结合起来的阶梯式递进发展的社会。共同富裕社会是对小康社会的跃升与超越，其样态描述多以“景象”的静态方式呈现出来，但其目标的实现却是一个动态展开的过程，必须分阶段进行。从认识上看，对“小康”和“共同富裕”内涵的认识，都是随着生产力发展水平提高而不断深化和丰富的；从历史进程看，小康社会目标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发展”问题；小康社会目标实现后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转变为“发展落差”问题和如何凸显“特色”与“优势”的问题，是一个以静态目标为指引、以动态实践为推力的协同跃升过程。

二、“共同富裕社会”反映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共同追求

共同富裕的社会理想源自春秋战国社会贫富差距与阶级分化冲击后人们对公平世界的向往。《礼记·礼运》集中呈现了它的具体样态：“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社会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追求。古代先民期待的天下之“公”，既包括权力公有，也包括财物公有和社会成果共享等内容。“选贤与能”体现了先民们对权力公有的追求，“讲信修睦”体现了中华民族对和谐社会的向往，“男有分，女有归”渴望建立各尽其责、各展其能、各得其所、成果共享、安居乐业的理想社会。这一充满美好想象又体现宏阔胸襟、彰显政治理性又洋溢人性温情、高妙遥远又务实具象的社会理想，成为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上下求索的永恒主题。

共同富裕的社会理想贯穿于中国历代的国家治国理念之中。姜太公提出“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管子倡导“以天下之财，利天下之人”，强调治国者必须善于与民同利，天下方可久安。孔子认为民众“不患寡而患不均”，既要“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还要“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孟子以“恒产”稳定“恒心”，旨在达到长治久安之目的。封建统治者将这些思想主张作为施政方略，但因封建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局限，仅将其作为巩固政权、彰显“德治”的手段，无法将其变成现实。

中华民族对共同富裕社会的不懈奋斗贯通古今。自古“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成为激励人民反抗专制压迫的精神力量。农民将“等贵贱、均贫富”的理想与反抗封建专制联系起来，演绎了一场又一场惊心动魄的农民起义。近代，为推翻“三座大山”的反动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经过百年奋斗，实现了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再到小康社会的历史性跨越。新发展阶段将共同富裕目标深度融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旨在将“大同”愿望渐变成真。这一追求极具“中国特色”，但不等于“中国独有”，能产生广泛“溢出效应”，既普惠中国人民，也将对世界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三、“共同富裕社会”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理想社会的价值目标

共同富裕社会是贯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题。无产阶级的运动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运动，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

共同富裕社会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理想社会价值目标的时代把握。从经济发展全局看，共同富裕社会建设既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内容，又包括促进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和相关环节。从社会发展整体看，中等收入群体的数量和质量决定了共同富裕的广度与深度，低收入群体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重点帮扶对象和保障人群，其中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为此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是一项重中之重的任务。从目标实现方式看，共同富裕是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需要人人参与、人人尽力，通过“创新致富、勤劳致富、先富帮后富”，才能实现共建共享的社会理想。

追求“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的目标，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目标的新见解。马克思主义指出，支配人进行生产劳动的是作为“类存在物”的人的意识和意志，它们将人“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并“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自身，使自身的主体性得以彰显。人的这一特性决定了人成为超越纯生物、具有思想性和创造性并由此获得“意义性”的存在，使“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成为可能，马克思恩格斯将其作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的重要目标。“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的论断，是党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对人的全面发展目标内涵的新解读、新阐释。

共同富裕社会是中国共产党在新发展阶段对历史发展过程“量变”与“质变”规律的把握，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实现共同富裕的历史过渡性和渐进性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跨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是我国在经济、社会、生态等方面仍然存在诸多短板，决定了中国仍旧处于社会主义的不发达阶段；二是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中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三是虽然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但这一变化只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内的“阶段性”变化，是量变而非质变，是“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发展阶段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低阶的继续发展。

四、“共同富裕社会”的建设彰显了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

“共同富裕”是一个语意指向明确的政治话语，梳理党的重要文献，能够清晰地呈现 “共同富裕”一词从提出到 “共同富裕社会”的实践推进过程及其所彰显的 “中国特色”。

“共同富裕”从提出起就包含目标之意和对实现方式的思考。“共同富裕”一词最初意蕴始见于李大钊。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提出了此概念，将“争取共同富裕的生活”作为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状况的奋斗目标；从“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的角度诠释其内涵；从规避“资本主义道路”的“痛苦”角度，提出其实现方式是“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这一方式就是社会主义制度，是建成共同富裕社会的基本保障。

改革开放新时代，“共同富裕”逐渐成为党代会的重要议题。十三大报告第一次把“共同富裕”目标及实现步骤明确结合起来，提出“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十四大报告把“共同富裕”与社会主义本质和目标关联起来思考，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十五大报告从中国近代两大历史任务出发，指出在第一个历史任务业成基础上，“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中华民族的重要历史课题；十六大报告从共同富裕推进方略强调“制定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基本着眼点是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十七大报告首次把“共同富裕”作为“道路”提出来，“走共同富裕道路”，并对共同富裕目的、依靠力量、成果占有方进行了明确规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共同富裕”使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更加鲜明。十八大报告提出“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在十七大报告基础上加了“必须坚持”四个字，表明党在认识上的深化及其推进的决心。十九大报告第一次将共同富裕社会的样态描述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一文中，习近平将“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事业与“共同富裕”这一富有传统文化意蕴的话语结合在一起，对如何理解共同富裕、如何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做了明确阐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国理政理念和战略的升华。

五、“共同富裕社会”建设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

共同富裕社会是对新发展阶段社会发展理念的全面贯彻和生动实践，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的客观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进一步彰显。

共同富裕社会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必然要求。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是集体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共同劳动和共同受益。资本主义因其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根本性质，决定了它无法扭转资本主义“重物轻人”的固有矛盾。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社会化和计划性，能够有效避免市场主导造成的无序状态，保持国民经济长期、协调、稳定发展，为共同富裕提供强大物质基础。

共同富裕社会凸显了公有制对人民主体地位的内在规定，人民作为社会建设主人翁的积极性得到充分释放。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障代表自下而上将民生状况、民意要求逐级上呈，经过大会充分讨论、酝酿，集中上升为党的意志和国家意志，凝聚为国家的长远规划和发展目标，在党带领下，举全民之力逐级落实推进，由此形成“自下而上”凝聚共识到“自上而下”落实推进的治理模式。这一模式的各环节均围绕“人民”展开，彰显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终极价值，是对资本主义以“物”为价值取向的根本超越。

与公有制为主体相对应的按劳分配制度，既有助于防止生产价值取向偏离，又有助于防止为“公平”分配而陷入“平均主义”泥沼的可能性。“按劳分配、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目的之一，旨在保障生产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的社会主义价值属性，通过制度安排，有效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促进经济增长与居民收入增长保持同频，劳动生产力提高和劳动报酬提高维持同步发展；目的之二，旨在规避追求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现象，规避同步富裕和同等富裕打着追求“合理”“平等”旗号，抹杀人们的劳动和科技创新的积极性，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奉献、人人享有的良性发展环境。

党的领导是当代中国政治的显著特征和制度优势。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的根本差异，在于两种社会制度的差异，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本质的特征和最大的优势。因为，在社会主义的多维特征中，如经济上要求消除贫困、改善民生，政治制度上人民当家作主，价值观念上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但这些特征的呈现皆取决于党的领导这一根本特征。离开了这一特征，其他特征都难以形成。另外，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其高度组织化、指导思想科学化、自我革命等特点，决定了党在制度运行力、战略决策力、社会动员力、资源配置力、统筹协调力以及组织保障力等方面的领导优势，集中一切资源，调动一切人力，办成人民所期盼的一切大事、难事。

今天，衡量一个国家世界地位的重要标尺是带动 “富裕”的辐射能力和撬动“旧文明”向“新文明”前进的能力。在这样的背景下，共同富裕社会建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又一关键步骤，历史告诉未来，中国“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带领全体人民已经走在促进全体人民建设共同富裕社会的大道上，为人类梦想的“大同”理想而奋斗，书写着人类文明新形态更加华彩的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