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17日下午，马克思主义学院第27期中共党史学科青年教师工作坊在人文楼802会议室举行。本期研讨活动系马克思主义学院纪念建院20周年、党史专业创立60周年推出的系列学术活动之一，由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道路协同创新中心联合主办，以“中共党史视野下的干部与组织问题研究”为主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赵诺，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青年研究员徐进，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李坤睿、国际关系学院讲师乔梁担任主讲人，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李坤睿主持，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应星应邀担任评论人。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耿化敏副教授、夏璐博士以及党史专业学生共20余人参加研讨。

赵诺老师就晋中地方党干部与牺盟会干部的协作分歧的相关问题进行分析。首先他简单介绍了晋中根据地和晋中特委，讲述在1938年春季晋中特委所属各县的县级干部队伍发生的较大变化，即由原来在建党时期以本地干部为主转变为以外地干部为核心。春季之后晋中地方党与以本地干部为主的牺盟会的关系变得越发不睦，而这组矛盾引发了新一轮的组织变动。晋中特委对牺盟会的吸纳、延揽政策对地方牺盟会形成了很大冲击，让牺盟会方面觉得是在与自己“抢干部”。在1938 年夏天，原本“先进”的晋中特委却突然成了错误典型，特委领导层遭遇全面重组。赵老师认为：与一般情形相对照，晋中地方党干部与牺盟会的协作与分歧问题是由是由山西统战形式的特殊性造成的，与干部对统一战线的领导问题认识模糊有关，但根本上还是反应了外来党与本土政治力量在局部的矛盾。

李坤睿老师认为在1952年七到八月份，华南分局及海南区党委先后开展反“地方主义”整队之后，海南的权力结构发生了变化，下车伊始的南下领导人面对着两项任务：一是继续开展土改，并在土改过程中反对“右倾”；二是继续削弱本地干部的权威，惩戒“地方主义”分子。同时他还提出土改方面，本地干部要求照顾老屋主、军烈属、华侨户这些特殊群体的努力遭到否定，南下干部采用了一般性的“满足贫雇”与“打击地富”的标准。南下、本地干部之间土改政见分歧的实质，并不是“左”与“右”、激烈与温和的分歧，而是地方性与中央化的分歧。南下干部由于执掌权力，成为土改政策之争的胜利者。接着李教授又总结到在干部结构方面，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干部严重不足的条件下，对海南区干部结构的调整是围绕土改的需求进行的。由于中央能够供给的南下干部数量有限，南下干部不得不依靠本地干部作为土改的主力，整肃的规模因而受到限制。新干部的供给能力，为此时“中央化”与反“地方主义”的程度划清了界线。

徐进老师以安徽省无为县的考察为例，阐述了大跃进时期县级政治生态与粮食问题。徐进老师认为，既有研究通常认为大跃进时期各级干部所报粮食产量“浮夸”严重甚至可称作“荒诞”，但少有研究追问不同级别干部对粮食产量的实际认知如何。安徽无为县个案表明，无为县委表面所称的“浮夸”数字其实为实际粮食产量的二倍。以此视角视之，县委领导们之间关于粮食产量的争论自有其“理性”一面，但是至1958年无为县粮食总产量的确定机制又有其“非理性”的一面。就1958年粮食总产量问题，县委领导之间虽然形成不同认识，但其或因政治生态的异化与高压，并未公开争执，而是暗中谋求机会，贯彻自身观点。此“沉默”的争执背后隐藏着各领导因籍贯、革命经历、工作经验的不同而产生的差异，甚至渗透着上级领导不同的意志。外地人县委书记姚奎甲的到来，将无为县委书记绝大多数更换为外地人。此时“本地人”与“外地人”或者所谓“乡情”因素的影响已相对薄弱。而在此过程中更清晰地展现出高层干部之间的派系斗争对基层干部关系的辐射及影响。

乔梁老师通过对党的十七大以来，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内蒙古自治区的地级市或同类级别的地方党政部门主要负责人的职业流动和职业发展进行梳理和比较研究，提出这些党政官员的个人经历与职业特点对其日后的职业发展有较为重要的影响。同时，所在地区的地域性特点以及地方经济发展状况对其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他指出，重视官员群体内部的一些差异以及结合地方发展的自身特点来对干部和党政领导人进行更加全面的考察有助于理解干部任用体制中的特点，也有助于推动地方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

在点评阶段，应星教授首先指出了四位学者的研究在时间和学科上的跨度都非常大，这有利于研究视角的延伸，然后对四位学者的论文依次进行点评。

他肯定了赵诺老师对晋中地区老干部与新干部之间、本土干部与外来干部之间、特委与县委之间的矛盾的梳理，同时指出论文中提出的晋中干部矛盾为什么没有造成大规模的冲突这个问题是一个有意思的点。提出了三个可以进一步讨论的问题：一、将所有矛盾最终归结为本土与外地的矛盾，梳理复杂，但结论简单化，牺盟的性质值得做特殊的分析，是否应将其完全归到本土之列可以讨论；二、微观和宏观的问题；三、材料问题，没有引用薄一波专门论述这个问题的书。

在点评李坤瑞的论文时，应星在分析如何确定题目时提出要反对材料决定论和家乡社会学，肯定了李坤瑞的题目（《建国初的海南的反地方主义》） 意义。并提出几点讨论：一、做地方研究要注重使用地方史料，结合地理条件、特殊历史与民情条件；二、论文开头关于国家与社会的帽子比较空泛；三、海南经历了两次反地方主义，要注意军队的去地方化过程与地方的关系；四、注意与同时代的研究建立连接。

应星教授认为徐进的论文比较成熟，指出两个优点：一、微观史与总体史的连接上做得好，分析了背后的结构性因素与实际运作，除了西方式的技术化的数字和中国的政治化的数字外，提出了第三种数字； 二、对派系的理解是变动性的。他认为还应讨论以下几个问题：一、理性这一概念有问题，带有浓厚的西方色彩，用在中国不是很准确；二、应注意公社、乡镇 一级，这一级的干部与农民打交道，最清楚农民需要多少口粮，分析乡镇的数字是怎么出来的；三、生活标准，口粮，应结合真实的社会史、地方史，更为丰满。而乔梁的论文与前面三个学者都不同，从政治学视角出发，旨在处理现实问题。几点讨论：一、政治学、社会学要与史学结合，要注意用一手材料；二、要注意方法本身的局限。例如干部晋升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关系，而这最难以量化；三、个案研究和总体史的关联，要清楚背景。

与会与教授、老师、同学之间围绕各位主讲人的演讲提出了相关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耿化敏老师提出问题：“派系”概念来自西方，共产党内的文件避免使用派系，有派无系，有宗派、山头，派系的概念和分析框架能不能应用到党史上？如果能怎么用？ 应星教授认为中国传统的社会关系—人伦关系、山头因素—山头有一定的容纳度、苏俄的影响三个因素影响了中共的山头。夏璐老师也对此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实质上有派系但没有承认，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君子不党”，中共的政党高于西方的政党概念，有state的意思。他还提出问题，改革初期1975 邓小平的整顿改革，强调反派系，强调党性、统一，又提出反封建，这里的封建是西方的封建还是中国传统的封建？应星教授认为不同场景下词语有不同含义，反派性特指造反派，后来说的反封建是指处理与毛的关系。

在与会者的热烈讨论和交流中，本期工作坊圆满结束。

中共党史学科工作坊是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系、中国共产党历史与理论研究院为国内外青年学人搭建的中共研究制度平台，致力于加强中共党史党建、中国现当代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海外中国研究等相关学术领域的对话和交流。自2013年10月创办至今，党史学科青年教师工作坊已定期举办27期，编辑出版工作坊专刊《青年党史学者论坛》第1—4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2015、2016），在校内和党史学界青年学者中产生着良好的社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