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12日，当代马克思主义国际研究平台(IPCM)系列讲座第8期在人文楼800会议室顺利举办。

本次讲座特邀北京市哲学会会长、北京大学哲学系杨学功教授主讲，主题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中国 ——从苏联模式到中国形态”。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秀琴教授担任讲座的主持人，郗戈教授、沈江平副教授和哲学院刘志洪副教授担任与谈人。

本次讲座采取线下线上同时进行的方式，共有近200位师生参与。

引言

讲座伊始，杨学功教授开宗明义地指出：

如果从清朝末年传入算起，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的历史已经超过一个世纪了，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年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个阶段。

这个阶段的最大特点就是，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并执掌全国政权，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指导思想，并且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密切相关，相互呼应。在这一理论与实践的互动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内容、体系结构、话语方式、功能作用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个变化，可以表述为从“苏联模式”到“中国特色”，一个具有当代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新形态，正在酝酿和成熟之中。

从传播和研究史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分为三大历史阶段：清末和民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前30年)、改革开放新时期。其中，改革开放新时期又可以细分为三个阶段，即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

杨学功教授首先梳理了清末和民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情况。

马克思主义虽然创立于19世纪40年代，但在创立后的一段时间内并不为中国人所知。直到1873年王韬汇编的《普法战争》出版，中国人才了解了社会主义学说影响下的国际工人运动，这也标志着马克思学说事实上已经传入中国。1898年，《泰西民法志》出版，系统讲解了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并着重介绍了马克思及其学说。1899年，连载于《万国公报》的《大同学》再次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介绍其学说。随后，改良派思想家梁启超和革命派代表孙中山的宣传，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有所扩大。

民国期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真正的高潮有两次：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第一次高潮，李大钊、陈独秀、李达、蔡和森等人在这一时期起重要作用;经过20世纪30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和关于唯物辩证法的论战，在抗日战争时期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第二次高潮，瞿秋白、李达、艾思奇等人在这一时期起重要作用。

杨学功教授认为，清朝末年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主要有三个渠道。在十月革命之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渠道主要是欧洲和日本。十月革命后，特别是30年代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由依托欧洲和日本渠道转变为俄国和后来的苏联渠道。其直接后果是使苏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在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

杨学功教授接着梳理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基本特征。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近代以来中国人追求民族独立的伟大斗争取得重大胜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也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是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党和全国的指导思想。与此同时，中国各大学和研究机构开始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和研究。从苏联聘请专家到我国高校任教、引进苏联版哲学教科书等，使20世纪50年代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和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苏联模式”的明显影响。

20世纪50年代后期，由于种种原因，中苏关系恶化，毛泽东提出“以苏联经验为戒，走自己的路”，在哲学上“不必抄苏联”，因此，5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学者尝试对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加以改进，编写自己的哲学教科书，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然而，尽管中国人自己编写的教科书经过中国学者的整理加工，具有自己的某些特点，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其整体的框架结构和基本的原理原则都没有脱离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

杨学功教授认为，在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的差不多30年的整个历史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和研究的主要特征是：受到苏联教科书体系的支配性影响。然而“教科书体系”存在两个明显的问题：一是“两个主义”并列的体系结构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的历史事实;二是“两军对战”“两个对子”的观念，被形而上学地夸大为“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

再次，杨学功教授重点分析了改革开放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与中国的改革开放相同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走过了40年不平凡的历程，在理论逻辑上不断推进，有力地配合和支持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具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发端于新时期影响深远的两次大讨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以及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主要成果体现在认识论研究和价值论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建设和哲学教科书体系改革等方面。

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随着国际上发生苏东剧变和中国改革向“市场经济”迈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内外部条件都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为适应这种变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自觉实现从“体系意识”到“问题意识”的转换，实际上是从“在体系内部提问题”到“体系外部寻找生长点”的转换，突出表现为领域(部门)哲学研究迅速兴起并得到发展，同时在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方面进一步向哲学观层次跃升。

第三个阶段是进入21世纪以后，苏东剧变的历史后果和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实践效应进一步显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继续发生深刻变化。为了从历史挫折的困顿中走出来，需要重新回到原典中寻找力量和资源，“回到马克思”、“走进马克思”、“重读马克思”遂成为新的研究风尚。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及其当代价值成为世纪之交人们谈论最多的话题，马克思文本研究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成为近年来发展最快的两个方向。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阐释与创新，以及资本逻辑和《资本论》哲学研究成为学界瞩目的中心。与此同时，政治哲学异军突起，探索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新形态更是备受关注的焦点。

最后杨学功教授系统说明了他对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理解。

杨学功教授指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理论形态，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生形态、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日渐孕育形成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无疑可以看作具有现实可能性的一种方案，其特点是世界历史视野与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统一。因此，可以相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新形态将作为当代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方面，或当代中国哲学的一种现实形态而存在，它将成为中华民族在21世纪民族精神的集中表达，成为中华民族对于人类精神文明的新贡献。我们应该为此而共同努力!

杨学功教授讲座中，郗戈教授、沈江平副教授和刘志洪副教授分别就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历史分期、苏联教科书体系的评价问题、资本逻辑的研究热潮、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动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建构路径等问题做了深入的交流。

在讲座的最后，杨学功教授热情地回答了同学们的提问。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