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1日下午，我校中国共产党历史与理论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系主办的胡华大讲堂第13讲在逸夫会议中心第一会议室举行，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章百家研究员担任主讲嘉宾，发表题为“重庆谈判的台前幕后”的学术讲演。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院中共党建研究所所长杨德山担任主持人，马克思主义学院宋学勤教授、耿化敏副教授、董佳副教授、夏璐博士等中青年教师，以及来自马克思主义学院、历史学院、国际关系学院和校外的80多名师生聆听了讲座。

重庆谈判是国共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它发生在抗日战争结束向战后时期转变的关键时刻，是当时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头号事件，也是自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至20世纪结束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的唯一一次会面，是中国现代史和国共关系史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

章百家研究员回顾了史学界关于重庆谈判的研究状况，介绍了自己上世纪90年代初参加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回忆录的写作活动的宝贵经历，根据自己看到的国、共、美、苏三国四方的档案史料，对重庆谈判的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做了一番详尽的考察。

关于重庆谈判的背景，章百家分析了抗战时期的国共谈判与战后的重庆谈判的历史联系，指出国共双方对战后问题的不同设想，尤其是雅尔塔协议、中苏条约谈判对于具有的重大影响，而抗战的提前结束与国共紧张关系的加剧，最终促使蒋介石主动提出重庆谈判的议题。

关于国共双方重庆谈判的决策过程，章百家强调双方对于和战问题的不同考量，影响了各自对于重庆谈判的决策。蒋介石发出三封电报邀请毛泽东赴渝，一度占据政治主动权，但对于重庆谈判并无周全计划，而毛泽东对于重庆谈判的主动应对和周全考虑则逐步使中共占据了重庆谈判的主动权。此外，苏联和美国的对华政策，也是影响重庆谈判决策的重要的外部因素。

关于重庆谈判的过程，章百家强调这是一个国共双方围绕根据地政权、中共军队、中共的政党合法性等几个核心问题的艰难的讨价还价过程。章百家从国民党谈判方针的确定、中共提案与国民党对案中的分歧、边谈边打和谈判最紧张的阶段以及政治转机的出现等方面，考察了重庆谈判的成果《会谈纪要》和毛泽东蒋介石会面的重要意义。

最后，章百家分析了重庆谈判的影响与后果。根据国共双方的史料（包括蒋介石日记）来看，毛泽东和蒋介石对重庆谈判有着不同的评价，国共双方的得失也不相同。尤其对于后来的历史进程而言，重庆谈判充分展现出三国四方关系的复杂性，集中体现出毛泽东的远见和睿智、蒋介石的短视和动摇。章百家强调，在整个国共关系史上，重庆谈判可谓是1949年之前国共实现历史和解的最重要的机遇。但历史不能假设，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后，中国没有走上和平民主建国的道路。

演讲结束后，杨德山教授予以高度评价，认为章百家研究员关于重庆谈判的分析和研究给人耳目一新的感受和启发。在讨论环节，章百家回答了在场师生关于国共关系的历史与现实、国家统一与革命的关系、国共政党体制、苏联档案与重庆谈判等问题的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