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 年12 月29 日上午，中共党史学科第15 期青年教师工作坊在人民大学人文楼8 层会议室举行。本期工作坊以“1950—1960 年代的中国社会”为主题，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王爱云副研究员、河北大学历史学院郑清坡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宋学勤副教授担任主讲人，当代中国研究所李文研究员担任评论人，宋学勤副教授兼任主持人。耿化敏副教授、李春峰副研究员等校内外青年教师以及研究生30 余人参与研讨。

本期工作坊聚焦“1950—1960 年代的中国社会”，内容涉及新中国成立后身份体制的形成及其影响、新中国初期人口增长原因分析、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对城市社会的建构与整合，全方位、多视角地解读1950—1960 年代的中国社会。

宋学勤副教授运用北京市档案史料，剖析了1950 年代中国共产党对北京城市社会的建构与整合。她从国内外学界对新中国初期城市社会的认识与判断入手，认为历史学的分析理路与史实的关照，更能厘清新中国成立后中共进行城市社会整合的诸多因素与历史逻辑。她以档案资料为基础，指出新政权高度重视城市社会管理，并根据城市社会的实际状况与中共社会理想确立了城市社会改造的目标。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把城市社会“组织起来”，使城市社会秩序很快得到稳定。伴随着工业化战略的实施、“一五”计划的推进，城市社会被“单位化”，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步步地得到强化。此后，以户籍制度、职业身份制度和档案制度为基础的封闭性城市社会管理体制逐渐形成。

郑清坡教授以冀中定县为例，辨析了新中国初期人口增长原因。针对学术界过去较为流行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福利措施与产权制度是造成新中国初期人口急速增长的根本制度原因这一观点，郑清坡通过对比河北定县1949 年前后的人口出生率及死亡率，对此观点提出了质疑。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定县人口的出生率在30‰左右，这与二三十年代的人口出生率大体相当，甚至低于当时的水平。他认为，新中国初期的产权制度及福利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人口急速增长的一方面原因，但并不能构成根本制度原因，更不是人口爆发式增长的关键性因素。从根本上来说，新中国成立后，生产关系的变革促进了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特别是医疗条件的改观，使人口死亡率极大降低，从而凸显出人口的爆发式增长。

王爱云副研究员对新中国成立后身份体制的形成过程及影响进行了分析。她以时间为序，分两个阶段梳理了决定身份体制根基的政治身份、户籍身份的确立过程，阐述干部工人身份、所有制身份对身份体制构成的深化。她认为身份体制的形成，并不是中共政权的本意，身份体制的根源应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中国悠久的等级社会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契约关系的缺失、社会资源的严重短缺和国家对资源的全面垄断构成了身份社会形成的客观因素。她指出，身份社会阻隔了绝大多数社会成员依靠自己的努力奋斗获得知识技能和向其他社会阶层流动的路径，影响了新中国的社会平等和公正，束缚了社会成员活力与积极性，也影响了新中国法制社会的建设进程。改革开放以后，许多改革措施直指身份体制，整个社会的发展呈现了从计划身份到契约文明的进步与转型。

在工作坊的点评环节，李文研究员分别对三位主讲人的报告进行了点评。他认为宋学勤副教授选题新颖，切入点准确，档案资料丰富。他建议从“组织起来”的社会思想、反失业政策、户籍制度、街居制、统包统派等五个方面来对单位社会的形成过程进行逻辑上的再贯穿。他对郑清坡教授的观点表示赞同，认为新中国初期普遍性的福利措施与其说推动了人们多生育观念，不如说是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和体质健康，从而推动了死亡率的大幅度下降。并对人口增长与福利制度关系、人口增长时间段划分等问题与之进行了商榷。他指出王爱云副研究员的讲解线索清晰，逐步深入，但对某些问题的阐述上稍笼统，还需要进一步的扩充。他强调身份制度固然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但对于它抑制社会活力的弊端绝对不能低估，需要从新的视角来继续探究。

在工作坊的互动环节，与会师生围绕如何认识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存在的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两种路径、如何构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框架等问题展开热烈交流。

中共党史学科青年教师工作坊由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史系、中国共产党历史与理论研究院联合主办，其宗旨在于追踪党史学科前沿动态热点，关注新领域新课题新成果新方法，增强青年党史学者的交流对话，提升党史研究的境界水平，推动中共党史学科品牌建设。该活动自2013 年11 月创办至今，已经举办15 期，并结集出版《青年党史学者论坛》（第1 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年10 月出版），在校内外和党史国史学界产生一定影响。

（整理人：中共党史系硕士生袁文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