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26日上午，我校第28期中共党史学科青年教师工作坊在人文楼马克思主义学院802会议室举行。本期研讨活动系纪念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成立20周年、中共党史学科创立60周年推出的系列学术品牌活动之一，由中国共产党历史与理论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道路协同创新中心、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学科建设研究专业委员会联合主办，以“中共党史研究的微观叙事与宏观视野”为主题。主讲人由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讲师任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赵诺、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谢敏以及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董佳担任，赵诺兼任主持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黄道炫担任学术评论人。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青年教师耿化敏、李坤睿以及来自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中央党校的本科生、研究生40余人参加工作坊的研讨。

近些年，随着学术积累与史料挖掘的进展，加之受到社会科学学科影响，中共党史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呈现研究视野不断拓展与研究视角不断转换的发展态势。在整体上延续回应社会关切、关注社会热点的学术传统的同时，不少研究者越来越重视利用一手史料进行个案实证研究，更有学者主张“目光下移”。以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的视角考察中共党史，其成果常以微观史、地方史研究的形式出现。这种取向有利于丰富研究论题，改变过去偏重政策梳理、重大事件考证的倾向，自有积极意义。但也给党史研究者们带来一些新困惑，如微观个案代表性如何评估？如何从局部生动历史案例中捕捉现代中国历史演化之脉动？以趋同的社会动员、文化权力等社会科学化研究进路考察不同历史个案是不是又会存在重复积累之弊？本期工作坊以“中共党史研究的微观叙事和宏观视野”为题，邀请几位青年学者，用各自新近研究成果来呈现他们对中共党史领域微观史与宏观史如何有效地联通、应和地思考。

任伟就苏区红军对敌宣传的策略与技艺展开分析。他首先介绍了“兵士运动”的传承与转折，提出在国共合作期间，无论是中共中央还是苏俄代表都更侧重于“运动”高级将领，抽象地谈论着“兵士运动”，而实际上做着“将领运动”，而在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共中央总结经验教训，彻底转变军事运动的策略与实践。随后，任伟老师指出，兵士运动的策略与技艺主要有几种方式。第一种是内外渗透：建立秘密支部、培养新生力量、派遣同志打入敌人军队高层等。第二种是抓住矛盾，利用矛盾。第三种是口号攻势。接着，任老师向大家介绍中共对起义者的处理方式，即一方面采取思想教育、革命宣传等“软手段”，另一方面灵活运用“改编”等“硬手段”。最后，任伟老师指出，中共的兵士运动相较于国民党而言，不仅能瓦解敌军，还发挥着巩固自身、强化革命队伍的重要作用。

董佳从美国档案分析了中共、西南与蒋介石的战时博弈。董老师首先谈到战时西南的内部联合。抗战时期川滇桂黔地区是保存国本的战略要地，然而抗战爆发后，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与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关系趋于紧张。在求诸重庆、美国皆不可得的情况下，云南地区为求自保，以民盟作为盟友以抗重庆。接着，董佳老师讨论了中共对西南的整合。在西南内部急速整合的同时，考虑到国民党对中共的强力弹压，西南决定加强与中共的联系。中共则不仅加强同西南联系，还将触角伸向民盟。这种中共同西南及民盟更紧密的合作使中共在战后与国民党的博弈中处于更有利的位置。最后，董老师谈到“局外人”美国对此的态度。董老师指出：美国对国民党实行的分共政策感到反感；但是，美国提出联共、援共，并非意在当下，而是基于美国在华利益的长远着眼。

赵诺则以抗战相持阶段华北根据地干部为考察对象，对此干部群体在这段时间里的进退升降问题做了细致的梳理。赵老师先介绍了抗战形势转变与干部进退一般情形。自抗战爆发，共产党人在华北敌后建立稳固根据地，到1939年、1940年间基本都大体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干部队伍。在武汉、广州失陷后，抗战逐步转入相持阶段，华北各根据地面积均大为缩小，经济上普遍遭遇困难，进入了最为艰苦的困难时期。这种艰难时势给干部进退带来的最直接影响是干部损坏问题。随着而来的是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由于基层岗位缺额巨大，给予基层干部更多上升机遇；另一方面，精兵简政带来县级以上党政军群机关里机构、编制收缩，又抑制了干部走向中层以上领导岗位的上升机会。接着，赵老师讨论了干部选拔标准，即忠诚度与能力问题。审查忠诚度中共有其富有特色的一套办法，即审查干部。在抗战相持阶段内外形势日益趋向严峻之时，中共决意在干部工作上突出忠诚度问题，开展整党审干。而能力方面，太行地方党最看重的是“独立工作”能力，而其中关键则是武装工作能力。随后，赵老师指出：在抗战相持期，干部的成份依然对个人在组织内的进退升降产生影响，只是这种影响在不同时段、不同范围常常有虚有实。此一时期，中共在政策执行层面灵活处理基层干部成份问题，极大地增强了自身干部队伍建设。

谢敏通过对华中新四军整风的探索，研究整风到底有着怎样的事实、意义和问题。谢老师在回顾既往学术界的整风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阐明自己研究华中新四军整风的意旨。首先，介绍了1941年至1944年整风运动的展开过程，包括“反奸肃特”、反军阀主义、反贪腐、反宗派主义等问题。谈论“反奸肃特”与反军阀主义时，谢老师指出：这些安排作为对整风要求的响应，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效果，同时也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复杂影响。在谈到经济整风与反贪腐时，谢老师认为，整风的作用不止于反省和揭发，还在于节省开支和提高效率，对于解决部队中的贪腐、浪费行为具有重要作用。谈论反宗派主义时，谢老师认为从1941年9月高级干部整风开始，宗派问题便一直是整治重点。中共整风要确立组织秩序和中央权威，军队整风对于军队内部的军政关系、军队和地方党关系发挥了重要影响。最后，谢老师总结道：对于一个政党而言，整风是调节自身肌理和实施有效治理的方式。

在点评阶段，黄道炫研究员指出：四位学者的论文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且都涉及到宏观与微观的关系问题。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宏观研究曾经在历史学界盛行。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至今，微观研究则在史学界日益兴起。

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说，微观实证研究的崛起是对过去宏观叙事的反拨，但微观研究本身也有其问题。黄老师认为，当一种研究方法成为一种不断被固化的发展趋向时，史学界就应该进行反思。微观实证研究应有度，需要找到一个“知识的停滞点”，应该与宏观历史研究相结合。

在互动讨论环节，与会师生围绕红军时期中共对敌宣传的主观阐述与客观成效、“文式控制”、“文式整风”的概念运用和解释空间、如何准确把握抗战时期中共的特殊性、蒋介石处理西南与中共关系的得失、中共干部队伍的构成与发展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研讨。在讨论和交流中，本期工作坊在如何推进中共历史研究领域的个案实证研究、如何具有宏观视野关怀等方面达成重要共识，取得预期效果。

中共党史学科工作坊是我校中国共产党历史与理论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系为国内外青年学人搭建的中共研究制度平台，致力于加强中共党史党建、中国现当代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海外中共研究等相关学术领域的对话和交流。自2013年10月创办至今，我校中共党史学科青年教师工作坊已定期举办28期，编辑出版工作坊专刊《青年党史学者论坛》第1—5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2015、2016），在校内外和党史学界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成为我校巩固和加强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建设的重要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