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社会科学》杂志社、中国经济出版社、《国资报告》杂志社联合主办，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承办的“国企改革与发展论坛•2016”，于2016年12月17日在京召开。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等14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代表，来自国务院国资委、中国石化集团的政府和企业代表，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求是》、《教学与研究》、《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经济纵横》、《山东社会科学》等媒体代表共50余人参会。专家们从多个视角探讨了新阶段下我国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方法与措施，为探索国企发展的新路径出谋划，对2017年国企改革建设之年的全面开启有积极意义。

一、当前国企改革面临的国内外环境

我国国企改革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已与过去大不相同。首先，中国的经济体量已经足够大，但是结构、效率和质量问题严重，资源环境约束明显。其次，技术进步加速，新的科技革命正在孕育中，而私营企业很难承担起研发共性技术和推动技术外溢的责任。再次，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显。最后，全球化面临拐点，世界将呈现一个全球化的逆流或反转。

二、国企改革的理论指导：批判与坚持

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周新城阐明了为什么要“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第一，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要求，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的矛盾解决需要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第二，国有经济是共产党巩固领导权和掌握政权的经济基础。第三，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保证。第四，国有经济是控制国民经济运行的重要手段。第五，做强做优做大国有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保证。国企改革实践需要正确的理论指导，与会专家们从不同角度作了分析。有专家指出，首先要进行两个批判，一是要清除历史唯心主义和社会主义宿命论的干扰。二是要清除对所有权的形而上学解释和法学幻想。应坚持劳动价值理论不放弃，坚持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不动摇，坚持“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理论不放弃。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国企改革。“国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中具有突出和特殊地位，在理论上应将其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并构建起相应的国有企业理论。

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周新城做主题发言

三、国企改革的认识层次：重视矛盾与重塑关系

运用唯物辩证法认识国企改革与发展，应把视角扩展到矛盾与关系层面。四川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委员会主席张衔教授提出，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存在着生产目的、资源占有和收入分配三方面的矛盾，要解决这些矛盾必须发挥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建议重新思考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分类、分职能建立有效的治理结构和机制；重新认识“鞍钢宪法”及其当代价值；以企业社会责任为统一标准，对各种所有制性质企业实行严格的微观规制。还有学者认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相互嵌衬、有机统一，而非简单的二元对立。国企改革中的政府角色应定位为国有资产的拥有者和监督者、宏观经济目标的设计和调控者、市场规划者、产业政策和行业法规的制定者。市场机制的作用从外部经营、内部管理、管理体制这三个层面实现。应在国企改革中将党的意志、国家的意志与企业的效率、效益特征有机结合起来。国企改革必须塑造全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社会主义公有制不只是确权和占比问题，更重要的是贯穿其中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它须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各领域中具体贯彻，发挥作用。应深入探讨如何通过深化国企改革，促进共同富裕。国企改革要让老百姓有“获得感”，要让国企改革发展成果与人民贴身利益的联系更紧密和直观。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张衔教授做主题发言

四、国企改革的双向推进：宏观把握与微观再造

关于国企改革与发展的宏观把握。国务院国资委改革办副局长董朝辉指出，国企改革已形成了开放可发展的五大体系：扎根国情、兼收并蓄的理论体系；坚强有力、统筹协同的领导体系；问题导向、顶层引领的政策体系；试点先行、层层落地的推进体系；重点突破、红利释放的成果体系。有学者指出，国企的战略定位是现代经济体系的基础支撑，科技攻关，特别是共性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建设性财政的有力支持。国企运行机制的转换主要是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建立多元共生的治理机制。应从现代化进程的历史高度认识国有企业的职能动态。还有教授分析了国企改革发展的趋势：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和经济规律要求发挥其主体作用；遵循做专做强做优做大要求调整其结构；强化培育和提升核心竞争力以发挥其主导作用；增强发展动力为重要着力点；培育出国有企业家群体和高技术人才队伍作为关键力量。要加强国企改革绩效评估体系设计，制定“做强”、“做优”的量化指标。西方主流经济学所讲的效率是市场对资源的配置效率，而我国国企在解决就业、税收等方面的效率不应被忽视。应将分配关系纳入国企效率的讨论。

国务院国资委改革司副司长董朝辉做主题发言

关于国企改革与发展的微观再造。有学者强调，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现代企业制度，在不同的时期、国家、民族，都有具体标准。相伴市场经济而生的广义文化因素和多主体合作博弈、信托合作的狭义文化因素，在我国尚未完全形成，应通过对制度文化的培育和对“行政文化”路径依赖的排除，优化国有企业公司治理。还有学者论证了“鞍钢宪法”相对西方科层管理模式的效率占优，指出鞍钢宪法主要不是政治运动的产物，也无需构成政治运动的一部分，而是一项具有强大工具理性的带有政治制度属性的企业管理模式，给鞍钢宪法发挥作用的空间，有望成为中国经济走上新发展道路的关键一环。

五、国企改革与中国经济热点：厘清问题与有所担当

关于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原副所长王振中教授强调，需注意到很多问题不能仅凭混合所有制解决。并运用数据说明了不应将产能过剩都归咎于国企，同时只有国企会服从中央的直接指挥，它在去产能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有教授指出，在运用市场机制实施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时应做到不改变国企的社会主义性质、经营发展方向和社会功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主流经济学、西方非正统经济学都论证了垄断的必然性，国企处于垄断行业是合理合意的。可借鉴西方经验，通过建立董事会间的各层次连锁来增加国企间的联系，实现跨行业的实际垄断，从而壮大国企的经济权利。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谢富胜教授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实到国企改革可从四方面入手，第一，资源性与基础性国企兼并重组，内部布局合理化，淘汰落后产能，限产保价；第二，竞争性国企着眼组织创新，按照价值链提升，有进有出，通过制造环节分立、外包、技术共享等实现“没有集中的集中化”，实现国有与非公经济混合发展；第三，公共产品供给型国企在核心项目上通过外包与非公经济混合，着眼于消费建成环境和固定资本耐用品的供给；第四，国企组织创新着眼于内部流程再造，应用信息技术集成企业业务，实现组织结构扁平化，从而实现内部经济民主和发挥主导模范作用。另有学者认为，国企能够做出长期规划，能够保证政策的连贯性，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更强的执行力。应注意推动国企、私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将之整合为一体，共同对抗外资；在增长中逐步调节国内失衡的劳资关系，从阶级层面协调收入分配关系。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和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实际是一种公司，只是不同阶段的业务特点不一样。建议监管机构创新监管方式，依法监管，减少管理链条；而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对具体企业的管理应以管资本方式进行。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原副所长王振中研究院做主题发言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谢谢富胜教授做主题发言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张旭教授主持了论坛开幕式、闭幕式，并进行了大会总结。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张旭教授主持会议并最会议总结

与会代表合影

（执笔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  高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