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阶段发言环节“文明交流互鉴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由齐鹏飞主持，他表示，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主席在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全人类共同价值”这个重大理念蕴含着中华文明四海咸辉、协和万邦的和合智慧，体现着不同文明价值追求的共通点，为动荡变革的世界画出了最大的同心圆，也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了价值根基。当今世界人类面临着复杂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解决共同的问题，需要呼唤共同的价值。这一共同价值需要站在全人类的高度，超越不同文明、不同制度、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差异，从而为全球发展共同问题的解决提供最大的价值公约数。

前英国剑桥大学高级研究员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以巴以冲突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反差视角，为我们指明了不同文明之间交流互鉴的价值遵循。他表示，如今巴以冲突愈演愈烈明确地展示了不同宗教、文化之间对话的失败。而中国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恰恰凸显出发展中国家是在开放包容、交流互鉴的姿态中来为人民造福。与西方刻意排斥和剥削殖民地的发展之路不同，中国则是以“一带一路”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自身文明的发展。中国的做法本质上是对人类文明多样性和丰富性的尊重。承认、倾听、学习、欣赏其他文化和其他文明，这对我们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

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中国人学学会会长丰子义作题为《从人的逻辑看中国式现代化》的发言。他表示，中国式现代化主要是相对西方现代化而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根本区别在于逻辑不同。西方现代化遵循资本逻辑，以资本为中心，而中国式现代化遵循人的逻辑，以人民为中心。中国式现代化体现着丰富的人学内涵：一是从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来看，中国式现代化以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最终目标，体现着人的发展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二是从现代化的推进逻辑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是按照人的发展具体内容和发展要求来展开的；三是从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来看，中国式现代化以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为目标要求，体现着人的发展的内在要求；四是从现代化的推进方式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是渐进式、历史性、过程性的，在推进过程中体现着人作为现代化发展目的和手段的统一。

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地缘政治经济研究小组联合主任、大伦敦政府前首席经济学家阿兰·弗里曼（Alan Freeman） 围绕“创意产业”这一新概念，基于当下经济领域物质产品生产所占比重低于精神产品生产这一现状，试图探求创意劳动对人类发展和经济治理的潜在贡献。他指出，创意劳动即非机械劳动，得益于信息和通信技术（ICT）的发展。创意产业的发展促进了服务业的发展，在就业领域表现为原初生产实体产品的岗位逐渐被生产精神产品的岗位所替代。面对农业、工业等实体经济的发展不能再提供更多就业岗位这一现状，创意产业（软件、科学、教育）的创造性发展，可以进一步提高人们的劳动生产率，进而有助于真正推动现代化的发展。

中央编译局原秘书长、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杨金海作题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构建的中国方案》的发言。他表示，人类文明新形态理念的提出有着历史必然性，当前资本主义主导的文明形态已经出现越来越多的危机，重新思考和定义文明是世界发展和中国发展的必然结果。当代中国发展，特别是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带来了希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涵主要就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从国内建设上看，人类文明新形态主要体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从世界发展来看，人类文明新形态是经济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总体发展的新形态，是未来人类和平发展的新道路。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罗兰·博尔（Roland Boer）作题为《中西优秀传统文化对话》的发言。他表示，中西方文化的对话要秉持接受拒绝、推陈出新的原则。在西方文化的传统中有着零和博弈、被选中民众和个人主义的三个负面传统。针对个人主义的传统，他表示西方将人类社会简单地视为“个体的集合”，这已经摧毁了旧西方文化中关于万物共有的假设。“像爱自己一样爱你的邻居”的旧价值观已经变成了纯粹的“爱自己”。事实上，万物共有的旧概念可以成为扭转西方文明方向的新思路。西方社会在深挖其自身历史文化资源上，必须要依靠各种各样保存下来的旧东西来建立新的东西，进而在“扬弃”的基础上形成新的、不同的发展思路。

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秦宣作题为《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发言。他表示，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要解决全球性的问题，就必须开展全球性合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必须建设共有的精神家园，践行人类共同价值。要把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变为一种现实，需要各主权国家制定政策来执行：第一，要合作共赢，促进世界各国共享和平与发展。第二，要相互尊重，共筑公平与正义。第三，要开放包容，共建自由与民主。最后，他指出，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不仅是各个主权国家的责任，也是我们学者的共同责任，我们需要深化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理论研究，为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提供理论支撑。

第二阶段发言环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发展”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院长臧峰宇主持，他表示，面对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激烈的动荡，力图走出全方位的风险和危机，深思人类的命运、民族的未来、文明的前途，需要我们正视各民族探索文明进步道路的历史事实，凝聚全球文明进步的共同价值，开辟多元文明和合共生、共同繁荣的新局面，进一步加强中西哲学和文明的对话。只有承认和尊重世界上各种思想文化的精华，在彼此理解和借鉴的基础上形成文化合力，才能解决全球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在塑造人类未来命运的期冀中铸就共同体的文化根基。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副主任董振华作题为《胸怀天下的中国智慧》的发言。他表示，中国五千多年绵延不绝的历史文化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中国智慧的历史合理性与现实合理性。当今世界要解决人类发展面临的共同问题，离不开从中国的智慧中寻找资源。第一，中国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解决人类问题提供着中国方案。第二，中国人理解世界和对待生活秉持着天人合一的态度，这种合一的系统论思维方式，不同于西方绝对对立的还原论思维方式，强调在国与国的交往中坚持胸怀天下，而不是零和博弈。第三，中国求同存异的君子之道内含着和谐共生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落实在世界秩序的构建上，表现为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孙蚌珠围绕“共促全球发展对人类命运的意义何在？”“共促全球发展着力于哪些方面？”“共促全球共同发展如何行动？”三个问题作主题发言。她表示，共促全球发展对人类命运的意义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共促全球发展是回应现实挑战的必然选择，二是共促全球发展是改变工业化以来全球发展不平衡、不公正、不合理经济秩序的必然选择，三是共促全球发展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选择，四是共促全球发展是实现各国、包括发达国家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另外，共促全球发展主要着力于全球经济发展、共享科技发展成果、人和自然和谐共生问题、世界贫困国家与贫困群体问题四个方面。最后，在共促全球发展的行动方面，一要转变发展思维，形成新的发展理念；二要注重实际行动，构筑共享型的发展方式，共促全球发展，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院长吴向东围绕“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概念内涵”作主题发言。他指出，“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回答世界之问、时代之问时提出的原创性概念。这一概念从哲学上来理解具有三重维度。第一，“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标识性概念，展现着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世界视野和天下胸怀。第二，“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具有当代实践高度的理论概念，不仅是对世界之问、时代之问的应对和解答，也是对当代人类实践经验的理论性把握。第三，“全人类共同价值”是超越于普世价值的新文明性概念。普世价值与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表现为抽象理性、西方中心主义原则，而全人类共同价值凸显的是辩证理性、关系思维和共同体原则，体现的是一种建构性文明，为创新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着价值引领。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作题为《世界变局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言。他表示，面对当前世界的复杂变局，高举全人类共同价值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第一，就全球发展来看，人类的命运是共通的。第二，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当前面临着重大的挑战。世界资本主义正在陷入一场系统性、制度性的危机中，比如2008年后的经济停滞、国债问题、贫富差距拉大、西方民主政治危机、西方主流文化危机、西方为主导的国际体系崩裂等问题，正阻碍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第三，面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问题与挑战，我们仍需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用人的逻辑取代资本逻辑。

日本一桥大学校长中野聪作题为《共促全球发展，构建共同未来》的发言。他表示，在20世纪中叶以来所出现的人口增长、工业化和全球化发展的大加速，也带来了自然世界和人类历史发展的快速变化。人类活动的大加速主要是由现代工业国家的发展所引领。同时，人类对于地球系统的影响也主要来自于发达国家。这反映出全球范围内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发展之间的不公平。因此，我们需要平衡全球环境危机发展权，尤其是全球南部国家的发展权和经济增长。在当下，面对全球经济发展与气候变化的共同议题，世界各大学都有责任共同努力，加强交流，建立共识。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郗戈作题为《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思想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言。他表示，经典作家的世界历史思想揭示了世界历史内在的双重逻辑：资本逻辑与民族国家的逻辑。这双重逻辑又包含着三个方面的矛盾：一是资本逻辑突破空间界限和民族国家要维持自己权力界限的社会空间矛盾，二是资本逻辑进行全球扩张和民族国家维持自身内部稳定的社会结构矛盾，三是资本逻辑激发的全球对抗斗争和民族国家维持自身政治秩序的社会行动矛盾。为了驾驭上述双重逻辑，就需要立足民族国家的发展，开启超越民族国家逻辑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野；要合理利用和控制资本逻辑和资本，推动资本逻辑自身的扬弃；抓住资本逻辑和民族国家逻辑之间相互依存的一系列中介点，因势利导地把人类相互依存的格局不断地从自发引向自觉，使资本逻辑和民族国家逻辑最大限度地服务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服务于社会主义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