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与研究丨沈江平,黄东阳:历史不拒绝偶然性 ——基于《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文本解读

    作者简介:

    沈江平,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中央马工程重点教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编写组主要成员,中国人民大学首届杰出人文学者青年学者,北京市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特级教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文化哲学和意识形态研究。

    黄东阳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历史不拒绝偶然性

    ——基于《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文本解读

    偶然性从起初的日常话语到成为哲学话语,后来进一步演变成历史观中的重要范畴,其发展转折在于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在科学理解人的本质及其实践活动基础上,马克思为正确认识偶然性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提供了一种科学范式和正确路径,其偶然性思想也呈现为逐步成熟的发展过程。《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马克思偶然性思想的经典之作,文章基于偶然性与必然性的辩证统一,从思想因素、政治因素和个人因素三个方面系统论述了偶然性对历史发展的重大影响,丰富和完善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重思马克思从必然性与偶然性辩证统一关系中考察偶然性的思想,有助于在把握历史大势中正确理解偶然性,推动社会发展进步。

    一、偶然性与必然性纷争的历史演变

    偶然性以往通常处于次要甚至被忽视的地位。作为哲学概念的偶然性最早起源于古希腊时期,而关于偶然性的思想则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古希腊神话。在《俄狄浦斯王》中,俄狄浦斯“杀父娶母”的命运从出生时就已注定,但他却试图以自由意志对抗命运,并在命运的必然轨迹上留下诸多偶然性的曲线。与古希腊神话类似,偶然性概念在古希腊哲学中的地位也始终居于必然性之下。德谟克利特认为一切都由必然而产生,人的理智按其本性来说是反对偶然的。亚里士多德第一次在哲学史上探讨了偶然性和必然性等概念及其关系,在他看来偶然性是指事物意外的、不确定的属性,表明了某物不存在或以其他方式存在的可能性。亚里士多德的贡献在于,他在哲学上把事物中的偶然性和必然性因素结合起来,为偶然性的存在留下了空间。亚里士多德之后,伊壁鸠鲁通过对德谟克利特的反思,利用原子偏斜这一运动形式为偶然性的存在打开了一个缺口。如果说古希腊神话和哲学对必然性的信奉是因为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还很低下,那么近代科学和哲学对必然性的高扬却是因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取得了巨大突破,人类相信自己可以认识到一切事物背后的必然规律并为我所用。斯宾诺莎就将偶然性理解为人类知识的某种缺陷,也即人类尚未认识到其必然性的某个领域。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考察了“必然性-偶然性”这对范畴,认为偶然性体现了个体及其自由意志与作为绝对他者的上帝之间的分离状态。黑格尔试图调和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分离关系,但仍然没有摆脱近代哲学“扬必抑偶”的思想传统。黑格尔认为,偶然性是现实的一种片面表现,认识的任务就是透过偶然性的假象发现事物内部隐藏的必然规律。

    历史观中偶然性多数时间居于决定论的统摄之下。近代以前,古希腊罗马和中世纪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历史观均带有强烈的宿命主义倾向,古希腊的神明和基督教的上帝都已经为人类历史安排好了必然结局。近代以来,受自然科学迅猛发展的影响,人类依然在历史观中过多突出了必然性的方面,只是把必然性的依据从上帝的绝对意志转换为历史发展的必然铁律。维科创立历史哲学这一学科并首先探讨了历史必然性问题,他认为尽管人类各民族存在很大差异,但其历史发展都受到某种“同一性”永恒规律的支配。维科同时也指出,人类历史是由人自己创造的,这就把历史的创造权从神灵转移到了人,为自由选择基础上的历史偶然性提供了可能。孟德斯鸠关注到偶然性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问题,但他依然认为历史发展并非偶然事件堆积的结果,而是有其内在的必然规律。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们深化了对历史必然性的研究,如傅立叶将人类历史划分为五个不同的时代,并强调每个时代的发展都服从于一般的成长规律。黑格尔可以被视作历史观领域中持决定论观点的集大成者,在他看来历史的必然性体现为绝对精神自我展开又复归自身的辩证过程,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也就体现为作为理性思维的绝对精神的抽象必然性。黑格尔也强调历史必然性离不开人的参与,但人只是实现这种预定的历史计划的手段或工具,只有认识到隐藏在事物背后必然性的人才能实现自由。

    唯物史观实现了必然性与偶然性在历史中的辩证统一。在1869年马克思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下文简称“《雾月十八日》”)写作的第二版序言中,他提到了同时代另外两部描写波拿巴政变的著作:雨果的《小拿破仑》和蒲鲁东的《政变》。马克思批评雨果把整个事件理解为一个人的偶然行为,也批评蒲鲁东把政变描绘成以往历史的必然结果,认为两人都没能从历史规律和个人行动、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相互关系中解读这一段法国历史。马克思这一简短的评价可以被视作必然性与偶然性如何在唯物史观中实现辩证统一的经典范例。必然性与偶然性在历史中辩证统一的理论依据,在于唯物史观的认识对象是现实的人及其感性的实践活动。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的人及其实践活动既不是受某种客观必然性支配的既定事实,也不是某种超脱于物质生产的抽象存在,人既是历史的参与者,也是历史的创造者。现实的人在实践活动中创造历史,既要依赖于一定的客观物质条件,也必然会把他们的思想、意志、选择倾注到历史发展当中。这些选择有些来源于某个阶级或阶层的集体观念,有些来源于某个党派团体的政治诉求,还有些来源于历史人物的个人意志。这些不同的选择汇聚在一起形成某种合力,在与必然性的互相作用中对历史进程产生影响。这种不同选择带来的历史发展的多种可能性正是偶然性的主要表现,历史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确定性与可能性的有机统一。

    二、《雾月十八日》: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历史汇合

    作为偶然性思想因素的“拿破仑观念”与资产阶级先进的意识形态背道而驰。“拿破仑观念”是19世纪上半叶法国小农阶级具有的一种落后思想倾向,其来源于拿破仑一世在位时推行的小块土地所有制。在19世纪中叶的欧洲,经济上的工业革命和政治上的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如火如荼展开,占据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已经是资产阶级的思想观念。思想观念的进步性在当时的法国体现得尤为明显,自由、平等、民主的价值观早已深入人心。但就在欧洲、特别是法国不断趋求进步的历史背景下,“拿破仑观念”这一异于主流的落后思想却以令人意外的方式登上历史舞台,充当了一种偶然性的思想因素,大大加速了法国历史倒退的进程。马克思将“拿破仑观念”的内涵总结为四个方面:对小块土地所有制的信仰、对强有力的行政权的信仰、对教士统治的信仰和对军队占压倒优势的信仰。这四个方面均代表了法国农民阶级落后的利益诉求,无一不与当时资产阶级先进的政治观念相抵牾。“拿破仑观念”对法国历史倒退的加速作用集中体现在它对1848年12月总统选举结果的决定性影响上。拿破仑一世当政时期,小块土地所有权的获得在当时满足了法国农民的私有欲并促进了他们的解放。但随着资本主义在法国的发展,到1848年之前,小块土地已经沦为资产阶级榨取利息和地租的重要方式,多数农民生活在极端的贫苦之中。现实的苦难迫使法国农民在1848年总统选举中荒唐而又天真地“以为一个名叫拿破仑的人将会把一切美好的东西送还他们”,并帮助波拿巴以超过70%的得票率当选总统。在当时法国的政治局势下,“拿破仑观念”作为一种偶然性的思想因素直接促成波拿巴登上总统大位,并为他后来的称帝行为埋下伏笔。

    作为偶然性政治因素的意外事件打破了法国固有的阶级构成和阶级斗争形式。1848年2月到1851年12月法国历史集中体现了法国社会复杂的阶级构成状况和不同阶级、派别间纷乱的斗争状态,这种政治上的复杂性源于法国当时所处的历史方位。19世纪中叶的法国正处于从封建时代向资本主义时代过渡的时期,一方面资产阶级各派和无产阶级已经登上历史舞台并开始发挥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农民阶级和部分封建贵族仍然扮演着重要的历史角色。这种复杂的阶级构成以及伴随而来的政治斗争是当时法国社会状况的必然呈现,但就在这种必然的政治大势下,不同阶级、派别间的斗争和平衡却引发了一系列政治上的意外事件,极大地改变了法国历史的进程。一是1848年二月革命的偶然爆发是七月王朝政府禁止资产阶级“宴会运动”的直接结果,但其必然性却源自作为统治阶级的金融贵族和法国社会其他阶级由来已久的尖锐矛盾;二是1848年六月起义的偶然爆发是临时政府宣布解散“国家工厂”的直接结果,但其必然性却源自二月革命后巴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共和派为代表的法国社会其他各阶级的利益矛盾;三是1849年六月十三日事变的偶然爆发是议会直接否决山岳党提出的弹劾波拿巴及其内阁议案的直接结果,但其必然性却源自山岳党与秩序党-波拿巴派联合之间的政治利益冲突;四是1851年12月2日的波拿巴政变恰好发生在拿破仑一世登基47周年当天这个特殊时间点,但其必然性却源自波拿巴派与秩序党长期的政治争斗。法国固有的阶级构成和阶级斗争形式之所以会引发一个接一个偶然的政治事件,在于不同阶级、派别的政治诉求互相碰撞而产生了一系列意想不到的政治后果。在法国当时复杂的政治状况下,先进阶级与落后阶级、掌权势力与在野势力、同一阶级内部不同派别的斗争轮番上演,这种复杂性大大增加了政治意外事件出现的可能性,也使这一时期成为政治偶然性因素在法国集中爆发的一个历史阶段。

    作为偶然性个人因素的波拿巴粉碎了法国各阶级对杰出人物的幻想和需要。杰出人物的出现是必然性与偶然性因素结合的结果。杰出人物出现的必然性体现为任何时代、任何阶级都需要自己的英雄和代表。在这一历史阶段的法国,每个阶级和派别都在努力推举自己的杰出人物,并希望通过他们维护本集团的利益。而波拿巴恰好出现在19世纪中叶的法国并充当了英雄般的角色,则体现为杰出人物出现的偶然性。这种偶然性意味着波拿巴并不具备杰出人物应有的特质,而他自身的特质却使这个平庸可笑的人最终扮演了法兰西的“英雄”。波拿巴的个人特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波拿巴是拿破仑一世的侄子。二是波拿巴善于利用各方面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三是波拿巴敢于使用一切下流手段开展权力斗争。波拿巴这个偶然登上历史舞台的个人极大加速了法国历史倒退的进程,但个人对历史发展大势的影响终究是有限度的。马克思在1852年就预言了波拿巴失败的结局:“如果皇袍终于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那么拿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旺多姆圆柱顶上倒塌下来。”与承担着推动历史进步重任的杰出人物不同,波拿巴无视历史发展的必然大势,试图将法国拉回到拿破仑一世统治的时代,最终结局却是普法战争的一败涂地,历史人物的偶然性作用也探及了它的尽头。

    三、辩证地把握和运用偶然性

    在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辩证关系中理解偶然性。唯物史观为科学准确把握历史中的偶然性提供了方法论依据,也即充分肯定偶然性在历史中的独立价值,在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辩证统一中理解和把握偶然性。一方面,唯物史观绝不是某种历史宿命论或机械决定论。马克思去世后,唯物史观中有关历史必然性的因素遭遇了过分强调,如第二国际伯恩施坦等人就将唯物史观理解为“经济决定论”,其实是否定了偶然性的历史价值。“经济决定论”把整个历史看作受生产力等经济因素决定的必然过程,将偶然性降低为最终可以归结成某种经济必然因素的外在表象。唯物史观试图探寻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但并不否认偶然性的历史作用,也不会只从必然性附属物的角度理解偶然性。另一方面,唯物史观也反对历史只是个别偶然事件的集合体。新康德主义的代表人物李凯尔特就反对将自然科学中的一般规律用于历史的文化领域,他强调自然领域里才具有一般性和规律性的事例,人类的历史文化领域只存在个别的东西。在这种区分的基础上,历史的任务不再是形成某种普遍的概念或必然的规律,而是把握和分析每一个别、特殊的事件。李凯尔特只承认历史中个别性的存在,其实是否定历史必然规律,并将历史只看作个别偶然事件的集合,因而走向了与机械决定论相反的另一极端。唯物史观反对只从偶然性出发理解历史,始终坚持必然性与偶然性在历史中的辩证统一,并在两者结合的基础上科学解释和有效指导人类实践。

    重视和利用偶然性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在马克思早期的理论探索中,他就十分重视偶然性在哲学中的地位问题。随着后来理论研究的深入和实践活动的影响,马克思在必然性和偶然性关系的问题域内发生了明显转向,开始在唯物史观中更多强调必然性的方面。针对偶然性某种程度上的“理论空场”,马克思在1871年4月17日致库格曼的信中对偶然性的历史作用做了一个补充性说明:“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从这段简短的表述可以归纳出马克思有关历史偶然性的三点思想:一是偶然性在历史发展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不能抛开偶然性因素谈论历史;二是偶然性的历史作用主要表现为加速或延缓某些具体的历史事件;三是偶然性特别表现为个别人物及其性格对历史发展的影响。恩格斯在1894年1月25日致博尔吉乌斯的信中把经济必然性比作历史的中轴线,把偶然现象比作历史的曲线。按照恩格斯的理解,当我们把历史的时间轴拉得越长、考察的范围扩得更大,会发现经济必然性所起的决定作用更明显;反之偶然现象的作用和影响就更大。这一论断的价值在于,他区分了必然性和偶然性在历史中发挥作用的不同情况,表明偶然性因素会在特定的历史事件和历史时期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这要求我们辩证把握偶然性在不同历史范围内的不同作用,既要着重聚焦偶然性因素对特定时空范围的巨大影响,也要注意分析个别偶然事件对整个历史发展的长远影响。

    在尊重历史大势中利用历史机遇、规避历史风险,推动社会进步。首先,要尊重和肯定历史发展大势。今日中国面临的历史大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必然性的基本国情;二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仍将长期共存是必然性的国际大势。这一内一外两方面的必然性因素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应对的现实条件,我们利用任何历史机遇、规避任何历史风险都不能脱离这些条件。其次,要抓住时机利用偶然性的历史机遇。一个国家、民族对历史机遇的把握和利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它在一个时期内的发展和进步,有时甚至能决定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把握和利用历史机遇,并在此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在新的历史阶段,我们更需要抓住时机利用可能出现的各种历史机遇,通过保持战略自信、弘扬历史主动精神,在确保自身和平、稳定发展环境的基础上努力将各种偶然性因素转化为促进发展的历史机遇。最后,要防患未然规避偶然性的历史风险。立足于新的历史时期,中国面临的内外部风险和挑战进一步加大,各种类型的“黑天鹅事件”很有可能持续发生。这需要我们居安思危、防患未然,通过增强忧患意识、克服麻痹大意的心理状态,立足自身条件主动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应对各种偶然性因素带来的危险和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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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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