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梁树发，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二级）、《教学与研究》杂志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摘要] 使马克思主义研究成为科学的要求，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根本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科化，凸显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科学性意义并为之提出提供了契机。学界关于马克思文本文献研究意义的认识及深入研究，强化了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科学性问题的思考。过程与结果的关系、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实证与思辨（总体）的关系、客体与主体的关系，是思考这一问题的“四个视点”。“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何以可能”的问题是这一研究的条件问题。客观形势、科学发展、社会制度、机构设置、管理机制、学科结构、主体能力构成这一研究的条件系统。而作为主体能力的研究方法对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科学性的实现具有特殊的决定性意义。据此，本文作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科学性在于方法”的结论。这些方法主要包括文本文献研究方法、实证性与思辨性结合研究方法、发展史研究方法、理论与实践统一研究方法。本文在强调马克思主义研究科学性要求的同时，也强调马克思主义研究创新性要求，要把科学性与创新性统一起来。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研究  科学性  表现  条件  方法

一、马克思主义研究科学性要求的提出

使马克思主义研究成为科学的要求，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根本要求。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就要对马克思主义有正确的理解。对马克思主义正确理解的前提，是开展对马克思主义深入而系统的科学研究。科学性的要求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根本性要求。可能是因为以往学界太把这个要求看作正常要求，所以很少在理论上特别提出这一要求。

2005年12月23日，国务院和教育部联合发布《关于调整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的通知》。根据该《通知》，决定在《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研究实现了“由科学化到学科化”的跃迁。它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科学性要求提出的一个契机。就科学和教育发展的一般过程来说，学科化是科学化的结果。当一定的知识体系已经形成，从而发展为科学的时候，它就会成为科学体系中的一定学科，实现由知识体系的科学化向学科化的转变。学科化，作为一定部门的科学的独立存在，有利于该学科的科学水平的提高。这种科学与学科的互动，实质是学科发展与作为其基础的科学发展的相互促进。就马克思主义研究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建立，通过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水平的提高，从而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水平。所以，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科学研究与学科建设之间的逻辑联系和运动规律的能动反映，提出使马克思主义研究成为科学的要求是自然的，也是必要的。但是，要问这个要求的提出会不会使人产生一种误解，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化之前，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还没有成为科学，或者说还没有达到科学研究所要求的水平，它的科学资格只能在其成为学科之后才具有？回答是否定的。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科学性和科学化水平是相对的。使马克思主义研究成为科学的要求，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内在的连续性事实，旨在使研究者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研究”意识，使这种研究沿着已经开辟的走向科学或在已经达到科学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还要说明的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科学性，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整体发展的要求，也是对这个学科各个二级学科发展的要求。所以，形式上不仅有“使马克思主义研究成为科学”的提法，还有“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各个二级学科的研究成为科学”的提法。2017年11月11日，笔者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所属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分会举办的理论研讨会的致辞中，继以往提出“把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发展为科学”的希望后，提出“把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发展为一个更成熟的学科”的要求，并就“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如何从学科化走向科学化”问题发表了看法。2021年4月29日，在清华大学主办的“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学术研讨会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研究成果座谈会”上，笔者谈道：“我们国家在高等教育学科体系中设置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这不仅意味着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科学来对待，而且意味着要使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成为科学。作为一种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并不能够为它的追随者把它当作科学和科学地对待提供保证。要使这种研究成为科学，基本的路径就是认真深入地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近几年在参加的有关研讨会上，笔者还就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等如何实现“从学科化走向科学化”问题发表意见。

二、马克思主义研究科学性的表现

所谓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科学性，简单地说，就是马克思主义研究遵循科学研究的规律、规则和方法，符合科学研究的规范和要求。从结果看，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提出的“四个分清”就具有马克思主义研究科学性的意义。“四个分清”是：分清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清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分清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错误的、教条式的理解，分清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

但是，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特殊的科学，具有特殊的本质和规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一定是严格遵循这一科学的特殊的本质和规律的。实在地说，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的系统研究才刚刚开始的情况下，我们还缺少关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本质与规律的研究成果和经验。为此，在一定场合笔者曾呼吁开展“科学马克思学”和“科学马克思主义学”的研究。

北京大学哲学系黄枬森教授在回答哲学是不是科学的问题时，曾经谈到哲学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作为科学”的共同点：“第一，它们都有明确的对象；第二，它们的内容（范畴、原理、理论）都是与各自的对象相一致的；第三，它们的内容都是通过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的方法获得的，都具有具体性与抽象性、实证性与思辨性；第四，它们的真理性最后都是由实践来检验的；第五，它们都具有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科学的思想体系。”在其他地方，他又把这个共同点概括为三点，即对象、原理和体系。我们所谈的对象的科学性问题比哲学和科学的科学性问题的范围似乎要小一些。它首先是作为一种特殊活动的理论研究的科学性，而不是一定知识体系的科学性。所以，虽然黄枬森先生所谈的这五个方面或三点对于我们认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科学性具有指导意义，但不能硬套。

认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科学性，可以把以下“四个关系”作为视点。这就是过程与结果的关系、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实证与思辨（总体）的关系、客体与主体的关系。

过程与结果的关系。过程与结果的关系，就是原因与结果的关系。对于结果，过程就是原因。提出科学研究中过程与结果的关系，是力图说明科学研究要想获得好的结果，就要使这个研究具有科学研究的性质，也就是其过程要严格遵循科学发现与发展的规律，严格遵守科学研究的规则与方法。过程论本质上是实践论。科学研究需要必要的物质条件，它是使科学研究得以进行的基础。有了物质条件，还要有使之充分有效发生作用的条件，包括科学工作者。科学学称前者为“科学生产力”，称后者为“科学生产关系”。科学发展过程是科学生产力与科学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过程。历史上一定时期或一定社会的科学生产力发展状况和科学生产关系的性质以及它们之间的矛盾运动，决定着该时期或该社会的科学发展水平。根据科学发展的内在规律，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以及它的任何部门的科学发展，首先在于科学生产力的发展，其次在于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科学生产关系的变革。科学生产关系的主要内容是科学生产力构成要素的所有制性质，它的性质同国家的科学事业的社会性质一致。在社会主义社会，科学事业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基础和组成部分，国家科学研究部门的科学生产力归国家所有，科学研究成果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为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服务，为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服务。科学生产关系中的科学工作者、科学家之间的关系同他们在社会中的生产关系是一致的，前者服从于后者。一定科学研究体制下的科学技术人员的组合、协调与管理，不属于科学生产关系，而属于科学生产力，属于科学生产力系统中的“结构性生产力”。总之，只要实现总体的科学研究过程的科学生产力革命和科学生产关系革命，作为结果的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业革命乃至社会革命就是可以期盼的。

马克思主义研究有其特殊的规律，对于这个规律虽然我们还不能说已经完全把握，但应承认，适应于科学研究过程与结果的辩证法同样适应于马克思主义研究。作为结果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水平的提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直接地与作为过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相关。

马克思主义研究过程是一个系统。要说明这个过程，就要说明使这一过程得以实现的条件。这个条件不是微观的具体的理论研究过程的条件，而是总体的一般的研究过程的条件。由于本文第三、四两个部分将对这个条件作详细考察，在此不再赘述。

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就整体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而言，科学性的要求在于首先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科学学说的体系。要说明这个体系，就要联系它的结构。以往我们是通过它所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统一来说明这个整体的，当然，这三个学科只是马克思主义学说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而不是它的全部。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建立后，出现了从其所属的七个二级学科的统一来说明的趋势。那么，从科学性的要求出发，如何评价这两种关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理解和说明的思路呢？它们都是可取的吗？从传统的三个学科或更多学科的统一来理解和说明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是没有问题的，是合理的。问题在于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七个二级学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的说明。七个二级学科的总和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整体性的说明。但是，这个说明可以被理解为对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说明吗？这是可以讨论的。

我们知道，对马克思主义整体的传统学科划分是受到批评的。这种批评的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本来是一个理论的整体，把它划分为哲学的、经济学的、政治学的、历史学的、社会学的等各个部分，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原则，实际破坏了这个整体。许多学者恰恰把这样一种批评理解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建立的理由。但是，它不也划分了若干学科吗？这个划分还使划分出来的有的二级学科发生了分化。比如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这个学科本来是既包括中国马克思主义部分，又包括国外马克思主义部分。现在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划分出去，并成为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并列的两个独立学科，那么，这是不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呢？对此，我们认为，问题不在于马克思主义整体的学科划分，而在于无论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还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都要处理好各个学科、各个部分对于这个整体的关系。有整体当然就有部分，反之亦然。整体与部分的存在是客观的。问题不在于整体与部分的划分，不在于从整体中划分出多少部分，而在于如何认识整体中的部分，能不能用总体性的观点认识这个整体的部分，即把部分看作整体的有机构成，正确处理部分与整体的关系。

在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上，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科学性的表现不仅在于对这个整体和整体与部分的关系的正确理解，还在于对每一部分的理解。例如，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科学性，特别表现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几大理论成果形成的逻辑及其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各个具体形态形成的逻辑及其关系、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阶级主体、领袖集体与理论家之间的关系等内容的正确认识与阐释。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科学性表现在，能否正确说明国外各马克思主义研究流派与资本主义现实和科学发展之间的关系，正确阐释每一个别理论家的政治的和理论的立场、主张与其特殊的社会存在条件和思想、文化传承之间的关系等。

实证与思辨（总体）的关系。无论是关于客观对象的研究（它形成一定的科学学科），还是关于整体的马克思主义和它的各个组成部分的研究，科学方法论的原则在于坚持实证性与思辨性的统一。根据经验，特别是“西方马克思学”的教训，实证性与思辨性的关系特别表现为实证性与总体性的关系，所以，我们把实证性与思辨性的关系又看作为实证性与总体性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人们的印象一般是，自然科学研究更强调方法的实证性，以为越是实证的就越是科学的，结论越是可靠的。越是思辨的就越是虚假的，结论越是不可靠的。从而主张任何科学的结论都必须以实证经验或实验为基础；哲学研究更强调思辨性或总体性，以为没有思辨性、总体性就没有哲学。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这种方法论的实证与思辨、实证与总体的对立倾向特别表现在对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关系、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的关系的认识中。在西方研究者中几乎普遍存在的两种“对立论”（“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对立”“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的对立”），虽然可以认为他们也是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文献的研究得出的结论，但是不能认为他们得出这两个结论的方法是正确的、结论是正确的。正是他们用于研究的方法的片面性，亦即过分迷信方法的实证性，而使其结论远离了真实的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当然，西方学者关于这两个结论的得出不仅有方法论方面的原因，也有意识形态等其他方面的原因。

客体与主体的关系。客体就是认识面对的对象。就马克思主义研究而言，它可能是整体的马克思主义，也可能是它的某个部分；可能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某个阶段，也可能是某种特殊的理论形态；可能是它的基本原理或逻辑体系，也可能是它的发展过程；可能是关于它的研究的某种思潮、流派，也可能是发展史上的某位人物。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科学性，在于一切结论都要反映对象的真实面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合格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人类认识史表明，要使人的认识实现对于对象、客体的真实反映，获得关于对象的真理性的认识，只有唯物主义是不够的，还要有辩证法。就是说，在哲学上理论研究的主体不仅应该是一位唯物主义者，还应该是一位辩证法家，一位善于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的辩证唯物主义者。在《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一文中，列宁在谈到《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如何能够担负起捍卫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任务时，对这家刊物，也对全体唯物主义者，提出结成“两个联盟”的要求，一个是同没有加入共产党的彻底唯物主义者结成联盟，一个是同现代自然科学家结成联盟。两个联盟的建立都是为了坚持刊物的战斗唯物主义的性质。文章中，列宁提到苏联哲学家季米里亚捷夫在该杂志第一期上提到的这样一件事情，即各国已有一大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19世纪以来自然科学的许多大改革家，甚至是多数改革家（包括爱因斯坦）的理论进行攻击。列宁说：“为了避免不自觉地对待此类现象，我们必须懂得，任何自然科学，任何唯物主义，如果没有坚实的哲学论据，是无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复辟坚持斗争的。”为适应斗争的需要，列宁要求“自然科学家就应该做一个现代唯物主义者，做一个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唯物主义的自觉拥护者，也就是说，应当做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列宁对自然科学家提出的这个要求当然具有特别的意义，但是它对于一切共产党人唯物主义者和“没有加入共产党的彻底唯物主义者”、对于《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编辑和撰稿人，乃至于对于一切认识和实践的主体，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由此，列宁还要求《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撰稿人“应该组织从唯物主义观点出发对黑格尔辩证法作系统的研究，即研究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及各种历史和政治著作中实际运用的辩证法”。

自然科学家是天生的唯物主义者。但是，面对复杂的自然现象，特别是他们生活于其中的复杂的社会现象，仅有自发的唯物主义、一般唯物主义是不够的。他们需要做辩证唯物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者和一切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家，其理论素养比自然科学家应有更高要求，因为他们面对的不仅有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而崇高的精神世界，还有复杂的社会生活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要使自己的研究保持严格的科学性，因此对他们提出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要求即辩证唯物主义的要求，丝毫不过分。

三、马克思主义研究科学性的条件

马克思主义研究科学性的条件问题，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何以可能的问题。认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科学性的条件，应注意两个区分：一是一般科学研究何以可能的条件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科学性何以可能的条件的区分，前者是一般科学学问题，后者是“科学马克思主义学”问题；二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整体研究的科学性的条件与各分支学科研究的科学性的条件的区分。

根据科学学，构成科学研究得以正常进行的条件，有以下方面：体制、能力、组织、经济、管理、政策、教育、情报、预测与决策。就马克思主义研究来说，特别是从这一研究的科学性要求出发，其条件与一般科学研究原则上是一致的。但从马克思主义学科的特殊性，特别是科学性要求来说，它的知识体系的性质、特征、功能及发展的规律等，与一般科学，即使是社会科学也是有所不同的。对于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来说，其条件有以下方面：客观形势、科学发展、社会制度、机构设置、管理机制、学科结构、主体能力等。

客观形势。客观形势作为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的社会存在，是一定时间和空间内的人的实践的总的结果，决定着人们的意识和意志，制约着人们的现时的和未来的实践。“形势是社会矛盾运动的结果。由矛盾而引发斗争，由斗争而产生运动，由运动而生形势。”矛盾作为一个整体，客观的方面是社会基本矛盾、阶级社会的阶级矛盾。形势的空间存在范围具有相对性，有世界形势，有一定国家内的形势，也有人们面对的客观条件和实践任务的总和。所以，一定的主体面对的总是一个多层次的规模不同的客观形势。客观形势是有一定结构的，按照其结构可划分为不同类型，如经济形势与政治形势等。人们的意识、思想和行为直接地受到其所面对的政治形势的影响。判断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定趋势，主要是看其面对的政治形势，特别是总的政治形势。一定范围和规模的客观形势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方向、主题和内容有着根本的影响，把“唯物主义的和因而是科学的方法”，“应用于马克思主义直到今天的进一步发展上”，就是从马克思主义面对的客观形势的变化即“历史出现转折”出发，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解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在此种形势下应该把握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方向、主题和可能的理论内容.

科学发展。对哲学、思想、理论的发展产生直接影响的，除了客观形势，还有科学发展。科学发展，既指自然科学发展，也指社会科学发展。科学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基础性资源，是影响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重要因子。科学发展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影响一般有以下三种形式。第一，新的科学发现和由此产生的技术发明可能形成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它一方面直接为马克思主义发展提供新的“科学元素”，一方面造成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形势。第二，科学革命通过推动一般科学方法论的发展而影响和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发展。以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老三论”）以及耗散结构、协同学和突变论（“新三论”）为代表的一般科学方法论，是20世纪自然科学取得的重大成就之一，为科学研究提供了崭新方法。由于它是具有综合特性的横向科学，并具有沟通自然科学与社会的联系、改变科学发展的途径和人们的思维方式的功能，所以它的广泛应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启发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第三，科学事业的进步不仅推动了社会文明的进步，也淬炼了科学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的科学精神，提升了他们的科学文化素质。科学精神与作为进步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品质。因而当它被运用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时候，就成为影响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精神力量，实际改变着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观念和思维方式，成为影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能力、素质与品格的因素。

社会制度。社会制度无论对于一般科学研究，还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研究，都是一个根本性的条件。进步的与落后的社会制度对于科学研究和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进步文化的研究的意义是不一样的。进步的社会制度不仅使之能够正常进行，而且对于其取得的成果具有保护、推广和合理应用的作用。进步的社会制度与进步的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具有统一性，根据在于作为基础的社会制度与它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之间是契合的。当然，这不是说，在进步的社会制度下一定会产生进步的科学的意识形态或理论；也不是说，在落后的社会制度下绝对不能产生进步的科学的意识形态或理论。一定性质的社会制度与相应性质的意识形态之间的这种决定性关系，是就其常态而言，不能做绝对化的理解。

机构设置。机构设置概念意味着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是有组织的社会行为，而不是独立的纯粹的个人行为。所谓社会行为，不是指研究本身的社会性质，而是指研究方式。社会行为的研究或社会性的研究，就是社会承认、组织和支持的研究活动。就马克思主义研究而言，既有社会行为，又有个人行为。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作为社会行为的马克思主义研究。

机构设置固然是使马克思主义研究得以进行的体制条件，它是外在的，不表现研究行为的本质，但是它又是必要的，特别是对于有条件建立这样的机构的现实社会主义国家而言。机构设置作为支撑理论研究得以进行的社会形式，其功能在于适应理论研究的需要，因而机构设置的形式、规模、分布等都是应该考虑的方面。目前，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机构大体上有四大类分布：第一类是不同级别的社会科学研究院所属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或研究所（中心），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属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各省市自治区社会科学院所属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所（中心）等；第二类是在一些高校（含党校和部队院校）建立的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或研究中心；第三类是大的单位党委领导下的政策研究部门，这些部门的政策研究的基础性工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针对现实问题的调查研究，这个研究无论是其过程还是成果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性质和意义；第四类是中央直接领导下承担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任务的职能部门，如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特别是其所属的中央编译局，既从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也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现在，上述四大类研究单位中有的还特别成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等。实践证明，我国目前关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机构设置是充分的，布局是合理的，适应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多层次和多方面需要。

管理机制。我们党历来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直接部署干部、群众和青年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直接领导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中央也历来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宣传和教育人才的培养，鼓励和支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优秀成果的出版和推广。通过各级党委特别是党的宣传部门，通过党领导下的各大主要媒体宣传、执行党领导文化建设的思想和党领导实施的各项文化政策，引导开展正常的学术研究和理论研究，积极鼓励理论联系实际地开展马克思主义研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

学科结构。通过合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结构促进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学科化与科学化的互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建立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特征和发展规律，是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研究的重要战略决策。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属二级学科的划分是合理的，它正确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在结构和社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育人才的需要。当然，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建立是新事物，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个传统学科与新的二级学科的关系，由马克思主义理论新的七个二级学科表征的马克思主义学科化的趋势与现实如何与贯彻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初衷保持一致，需要在学科建设过程中不断探索和实践。

主体能力。在这里，所谓主体能力就是指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研究能力。虽然关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以上条件同样是主体活动的结果，表现了一定的主体能力，但一般不是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直接活动的结果，因而不能一般地被看作是研究者的研究能力的体现。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体能力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本能力，也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本条件。它是一个系统，有着多方面的表现和内容，其中根本的是创新能力。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科学性与创新性是统一的。在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当客观形势和实践发生了变化和发展的时候，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表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断地创新理论，与时俱进，始终保持它的科学性、先进性。

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对于主体能力的要求是全面的，即希望每一位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每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具有实现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所需的一切理论品质和研究能力。具体化地理解这一要求，会发现每一位理论家实际具有的能力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通过马克思主义研究主体的不同类型表现出来，这个类型大体包括职业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主体（即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家、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家。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家主要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同时是理论家；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家主要是理论家，并与无产阶级政治实践具有密切联系，同样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家、政治家。对于这三类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我们没有必要去评判哪一类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更高，更能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研究，而是要根据其不同的知识结构、实践经验和分工去认识他们的不同能力的发挥。

四、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科学性在于方法

方法属于主体能力范畴。本文鉴于其对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特殊意义而把它独立出来。根据经验，对于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发生突出影响的主要是以下四种方法，即文本文献研究方法、实证性与思辨性结合研究方法、发展史研究方法、理论与实践统一研究方法.

文本文献研究方法。文本文献研究方法是使马克思主义研究成为科学的直接的和具有基础性意义的方法。它不是指以马克思主义的文本文献为对象的研究方法，而是指从方法论角度理解的文本文献研究本身。文本文献研究对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础性的方法论意义，是针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导读中出现的某种偏向而提出的。这种偏向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部著作、某篇文章和某段论述的思想的阐释，不是从著作、文章、论述本身蕴含的思想出发，而是从导读者头脑中固有的概念、原理出发，或者直接搬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教科书中的相关内容。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它是原理与原著关系的倒置，即不是“从原著到原理”，而是“从原理到原著”。

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定思想的认识和解释，正确的方法是，首先看他们自己在其著作中对这个思想是如何阐述的。对于那些有较大疑问和已经引起较大争论的思想的理解，更要把经典作家关于这一思想的多处阐述联系起来加以分析，同时还要了解其他人对经典作家的这一思想的理解。在掌握了多方面的信息以后，运用必要的思维方法作出自己的解释。我们以黄枬森先生关于马克思与实践唯物主义的关系的考察为例。

黄枬森先生发表于《哲学研究》1989年第11期的《评对实践唯物主义的一种理解》一文，对于马克思是否用“实践唯物主义”来说明自己的哲学，是否接受“实践唯物主义”概念问题的回答，完全以马克思自己的阐述为根据。他引用了马克思论述这个问题的六句话。第一句话是主张马克思的哲学就是实践唯物主义的学者拿来作为其“过硬”根据的马克思的如下论述：“实际上，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现存的事物。”第二句话是马克思批评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直观性时讲的：“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奠定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他们的社会制度。”第三句话是，费尔巴哈把自然和历史看成“两种互不相干的‘事物’，好像人们面前始终不会有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第四句话是，人类实践“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它哪怕只中断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会很快就没有了”。马克思的上述论述包含的思想被一些学者理解成感性世界是人类历史的产物；人类历史依存于自然，自然也依存于人类历史；实践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他们还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寻找这种理解的根据。集中在对下列两句话的理解：“作为自然界的自然界，这是说，就它还在感性上不同于它自身所隐藏的神秘的意义而言，与这些抽象概念分隔开来并与这些抽象概念不同的自然界，就是无。”“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人的感性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以上所举六句话，可以被认为是一些学者拿来为“实践唯物主义”作辩护的马克思的全部论述，至少是主要论述。黄枬森先生指出：“从字面上看，马克思的这些话似乎可以导出实践本体论或实践一元论的结论，甚至可以导出不可知论乃至唯心主义的结论。但是，马克思在这些著作中也有一些话与实践本体论观点完全相反，需要把这些话联系起来加以正确的理解。”

黄枬森先生的分析分三层意思：一是对马克思的哲学的唯物主义的总的说明，虽然简单，但非常有力；二是分析了马克思关于自然界，也是客观世界的唯物主义理解的有关论述；三是集中对“现存感性世界”作了分析，指出黑格尔哲学中的自然界的非客观性。

首先，黄枬森先生指出，应该明确“唯物主义”这一概念。马克思一再明确称呼自己的哲学是唯物主义，而唯物主义的最根本观点是承认外部世界的客观存在，即承认它的存在是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如果认为它的存在依赖于实践，依赖于主体，这种观点就很难被叫作唯物主义。其次，马克思在强调人通过实践对自然界产生巨大作用的同时，指出：“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会保持着，而整个这一点当然不适用于原始的、通过自然发生的途径产生的人们。”这里的意思很清楚，尽管人们的实践活动大大改变了自然界，但自然界不仅在人类产生之初是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就是在今天它的存在也是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还没有称自己为唯物主义者，但他对外部世界的客观存在是毫不怀疑的。他认为：“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类生存的前提，它向人提供直接的生活资料和人的劳动的材料、对象、工具，“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那么，马克思是不是自相矛盾呢？不是。问题在于“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解并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再次，黄枬森先生指出，马克思所说的感性世界、现实世界并不是整个宇宙，而只是宇宙的一部分，即人化自然和人类社会。不能把马克思的某一句话孤立起来推导。例如，从“实践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这句话，无疑可以推导出世界统一于实践，离开实践的存在是无或没有意义等实践本体论的结论。但是，只要把这句话的前后文联系起来理解，就不难看出，马克思所说的“整个现存感性世界”不是指整个宇宙，整个外部世界，而只是实践所及的世界。马克思是在肯定整个自然界（客观世界）的优先地位的前提下提出这一观点的，是肯定非人化自然的存在的。在马克思看来，现存的感性世界只是人化自然、人类社会和人自身，并不是非人化自然，不是整个宇宙。也可以认为，马克思所说的会随实践的停顿而大变其形态的只是地球这个世界，不是地球以外的宇宙，当然也不是地球的消灭。又比如，马克思所说的“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是不是指自然界和人类历史相互依存，离开了人类历史就没有自然界呢？不是的。因为马克思所说的“历史的自然”就是人化自然，“自然的历史”就是自然的人化。在人化自然中人与自然是不可分的、相互依存的，但并不排斥非人化的自然的存在。再比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说的“就它还在感性上不同于它自身所隐藏的神秘的意义而言，与这些抽象概念分隔开来并与这些抽象概念不同的自然界，就是无”，也不能作抽象的理解。马克思所说的自然界，从前后文可以看出，就是黑格尔哲学中所说的自然界，并不是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客观世界。把这句话理解为否定自然界的客观存在，就不免张冠李戴了。黄先生在作了上述全面的严密的考察和分析后，得出两点结论。第一，马克思既然自称为唯物主义者，那就无论如何都不能否定外部世界的客观存在，决不能把承认客观世界等同于直观唯物主义。如果马克思连客观世界也不承认，他就不会自称为唯物主义者。第二，“纵观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称之为实践唯物主义没有什么不可以，但不管叫什么，其主要内容是唯物史观，也包含一些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的因素，即唯物主义世界观、反映论、辩证方法的因素。硬说马克思提出了一种与这些内容截然不同的哲学，并叫作实践唯物主义，这是难以成立的”。黄枬森先生对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性质的考察，对于把马克思的哲学思想解释为实践唯物主义甚至是实践本体论和实践一元论的观点的反驳，是通过马克思的文本文献的系统考察进行的，在方法论上具有文本文献研究的性质。当然，马克思主义的文本文献研究方法是有着丰富的甚至是复杂的内容的，黄枬森先生关于马克思是否主张他的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问题的考察，只是文本文献研究方法的一个直接的形式。它表明这种方法只要运用得当，对问题的说明是最有力的。

实证性与思辨性结合研究方法。由上可知，文本文献研究方法具有突出的实证性特征。文本文献研究方法对问题的说明、证明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在于它的实证性，在于在第一手材料中发现使问题得到说明的根据。但是，正如科学研究方法并不限于文本文献研究方法一样，文本文献研究方法也不限于实证方法。正确的方法是把实证性与思辨性统一起来。黄枬森先生关于马克思哲学与“实践唯物主义”的关系的说明运用了文本文献研究方法，但并没有拘泥于这一种方法，即停留于对马克思的相关论述的简单罗列，对某一句话的孤立分析。他总是强调，对于马克思的论述不要“从字面上看”，不要“孤立起来推导”，而要把它们的“前后文联系起来理解”。科学的思辨性的研究方法也不仅仅在于在事物的联系中认识事物，还在于强调在事物的总体联系中认识事物，也就是分析的总体性方法。卢卡奇对这一方法作了明确解释：“总体范畴，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成为一门全新科学的基础的方法的本质。”在这里不能不提到西方“马克思学”。西方“马克思学”致力于在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文献研究中达到对马克思以及对马克思恩格斯关系的所谓“真正理解”。应该承认，西方“马克思学”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文献研究，包括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文献的发现、整理和思想的诠释，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也给予我们的研究以一定的有益的启示。但是，由于它的方法的片面性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它对马克思思想和马克思主义造成了一定的曲解。它的片面性就在于用方法的实证性代替或压制方法的总体性，离开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以及他们的思想的总体联系，从他们掌握的著作的孤立篇章、材料、论述出发，得出关于某个问题的或关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的总的认识与结论。

发展史研究方法。发展史在这里是指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发展史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特定对象，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特定领域。对于它的研究当然有特定的方法。文本文献研究就是它的一个研究方法。逻辑与历史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科学与价值的统一、坚持与发展的统一等，都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方法。但是，在这里我们不是要谈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方法，而是要谈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当然，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对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方法论意义，是由上述关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具体方法构成和得以体现的。所以，所谓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方法或作为方法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方法的总体。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去展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具体方法，而是在总体上说明这一方法的意义。这样只要指出它的总体方法的一般特征就可以了。这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中认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目的就是在历史进程中，即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中认识马克思主义。而作为目的的科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这一经验、这个一般方法论原则运用于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历史经验中达到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认识。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每一次提问都有其发生的特殊的实践和理论背景，因而每一次提问和相应的回答都有其不同的意蕴，具体的历史经验的内涵就在于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的具体背景和不同意蕴中。所以，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无论是提问还是回答，都是具体的。正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在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提问和回答的具体的历史的经验中，达到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认识。

理论与实践统一研究方法。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基本规律，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方法论原则。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就是理论与现实的关系。它回答人的意识、思想、理论是从哪里来的。坚持哲学、理论来源于现实、实践的观点，就是坚持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唯物主义，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奠定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

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原则，首先是理论从属于实践、服务于实践的原则。它运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就是马克思主义研究面向实践的原则。所谓面向实践，就是坚持在实践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总结实践经验，并把经验上升为理论。其次是理论指导实践的原则。理论来源于实践，还要运用于实践，指导人们改造世界。正是这个原则，要求用于指导实践的理论必须是科学的。而科学的理论不仅是实践的结果，还是科学的理论研究的结果。就马克思主义理论而言，它是马克思主义实践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结果。

为了保证用于指导实践的理论的正确性，保证这个理论是对客观世界的正确反映，它就要经受实践的检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以及实践来说，不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经过实践的检验，而且关于马克思主义研究是否科学也要经受实践的检验。实践对于理论的真理性的检验和实践对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科学性的检验，一般是对认识活动和研究活动的结果的检验。理论是实践和认识过程的结果，是理性的认识。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科学性，作为其结果的当然也是理论，它是通过对实践中获得的新的认识的研究而获得的，是对已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进行研究获得的。但是，就整体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过程来说，它的科学性应该是前提的科学性、过程的科学性和结果的科学性的统一。前提的科学性是问题的现实性。它以客观形势、现实实践为基础，从现实中来，而不是从头脑中来。过程的科学性既取决于使科学的研究成为可能的条件，又取决于条件发生作用的合理性、有效性。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都要求有正确理论的指导。但是有了正确的理论，是否就一定能保证对实践和理论研究的正确指导呢？不一定。教条主义就是不管客观实际情况对正确的理论的不正确运用。所以，习近平强调“对待科学的理论必须有科学的态度”。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科学性，可以用研究实际获得的成果的情况来说明，既包括成果数量（表现理论发展的程度），更包括理论成果的质量。这个质量既表现为理论的正确性，也表现为正确理论的创新程度。所有这些都要由实践来检验。总之，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方法论原则，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科学性的内在品质或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