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丨郗戈: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和市场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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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郗戈,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学术兼职主要有: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主要成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中国人学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马克思主义研究分会副理事长等。

    内容提要

    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视域,马克思提出了以价值增殖规律为核心的资本理论和以价值规律为核心的市场理论,其关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特殊规律的理论蕴含着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理论。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和市场理论预示了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在实践上彼此区分、相互“剥离”的可能性,为透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历史性结合提供了科学方法论,奠定了社会主义“驾驭资本”创造性实践的理论基础。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作为“普照的光”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过程,内含作为环节要素和运行机制的市场经济,并决定着市场经济的性质、地位和影响。由此,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受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支配,资本对于市场经济的关系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经济权力”转变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发展动力”。

    关键词

    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  市场经济  价值规律

    资本理论

    文章来源

    《马克思主义研究》2025年第10期,注释从略。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为研究对象。可见,本质上作为生产关系的资本与本质上作为交换关系的市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本对象。那么,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和市场理论及其揭示的资本规律和市场经济规律之间呈现出何种关系?为我们提供何种透视当代社会发展现实尤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视域和科学方法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要理解世界现代化一般规律、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特殊规律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规律之间的辩证关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对于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的扬弃与超越,关键在于深入理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市场经济相“剥离”的历史趋势和实践可能性,科学把握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市场经济的内在结合机制,正确看待社会主义社会中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我们应当聚焦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结合点,深刻阐明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和市场理论及其当代价值;同时基于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和市场理论深入透视中国式现代化合理“驾驭资本”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的创造性实践。

    一、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和市场理论的基本内容

    马克思资本理论的核心内容是《资本论》对价值增殖规律的科学揭示。价值增殖规律指的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通过无偿占有雇佣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而实现自身价值增殖过程的内在必然联系。资本增殖的本质在于,基于价值形成过程的价值增殖过程。如果单纯的价值形成过程是“资本所支付的劳动力价值恰好为新的等价物所补偿”,那么将这一过程延续下去,使得劳动力进一步创造出超过资本所支付价值的新价值,便实现了资本价值增殖。可见,价值增殖过程是价值转移与价值创造的统一,资本“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进而,马克思基于“商品二重性—劳动二重性—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二重性”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综合性叙述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是一个二重性的过程:一方面是劳动过程,另一方面是价值增殖或剩余价值生产过程。资本主义生产的二重性表明其具有对立统一的矛盾特征:价值增殖过程(社会形式)由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过程作为现实承担者(物质内容),并支配着劳动过程。正如马克思所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如果单纯就劳动过程而言,它是指人的活动借助劳动资料使得劳动对象发生预定变化,从而产出使用价值(产品)的过程。但是,使用价值的生产并不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目的,而只是物质载体。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家所关心的是“要生产具有交换价值的使用价值”,生产用于出售且价值大于其预付价值总和的商品。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这一过程表现出工人的劳动过程属于资本家、劳动产品属于资本家这两个特殊现象。对此,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商品生产,“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为别人生产使用价值,即生产社会的使用价值”。即生产的目的不只是生产者自己使用,更是要进行社会性交换。他接着将这一观点深化为:“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生产商品,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生产价值,不仅要生产价值,而且要生产剩余价值。”用马克思的比喻说,就是资本的增殖特性让活劳动用“好像害了相思病”的劲头去生产剩余价值。这里,剩余价值生产或价值增殖恰恰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区别于其他商品生产的本质。马克思“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而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便是人类社会形态发展到特定阶段所形成的社会历史特殊规定性。

    马克思资本理论包含围绕价值增殖规律这一核心规律而展开的一系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规律体系:主要包含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社会资本再生产规律、一般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以及从总体上把握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与历史趋势等。

    具体而言,第一,价值增殖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何生产剩余价值的秘密,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如何具体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二重性。价值增殖过程作为目的支配劳动过程,内在地制约着劳动过程的发生发展。马克思指出:“不管生产方式本身由于劳动从属于资本而产生了怎样的变化,生产剩余价值或榨取剩余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定的内容和目的。”价值增殖规律规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区别于其他任何生产方式的特殊本质:“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可见,价值增殖规律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体系的核心。第二,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揭示了剩余价值资本化的扩大再生产机制。换言之,资本生产是一个不断扩大再生产即剩余价值不断转化为资本的过程,“一切生产剩余价值的方法同时就是积累的方法,而积累的每一次扩大又反过来成为发展这些方法的手段”。第三,社会资本再生产规律揭示了基于剩余价值生产的资本周转和流通的剩余价值实现机制。马克思区分了社会生产的生产资料部类和生活资料部类,进而从价值增殖及其实现角度探讨了两个部类之间的交换规律。第四,一般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再现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二重性在生产总过程上的发展,即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所引发的资本生产过剩和危机。该规律显著体现为一种趋势,随着资本主义持续积累,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资本对剩余价值率最大化的追逐使得一般利润率呈现出下降趋势。“一般利润率日益下降的趋势,只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日益发展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所特有的表现。”竞争、技术创新和资本集中等反作用因素可能暂时缓解规律的影响,但无法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也无法阻止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的实现。最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益展现出内部矛盾和自身限制——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资本作为特定生产关系,其对社会化生产力发展的容纳程度构成了资本的自身界限:一方面,资本的价值增殖本性要求无限制的价值创造,因而需要全面发展社会生产力;另一方面,社会化生产力的全面发展趋势又不断遭遇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狭隘特性的限制,因而社会化生产力就发展为冲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外壳”的革命力量。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本身就是矛盾”。上述这两个方面的矛盾日益发展为社会化生产力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狭隘限制这一不可调和的客观对抗性,资本通过经济危机和跨地域转嫁矛盾的方式对价值生产的限制进行有限克服,但是只是使这些限制以更大的规模重新出现在它面前,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统而言之,马克思的资本理论以价值增殖规律对资本本质的揭示为核心,呈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体系,深刻阐明了资本逻辑的各个展开环节及其内在矛盾。

    正是基于《资本论》科学阐述的资本理论,马克思才能阐发其市场理论。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视域,只有从作为生产方式深层本质的生产过程和生产关系出发,才能科学透视作为生产方式表现形式的交换过程和交换关系,才能从根基上把握流通过程和流通关系。基于科学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规律,才能进一步科学揭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规律。马克思制定的整个《资本论》及手稿的写作目标就是要探究以市场经济为经济运行机制和资源配置方式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规律,其中蕴含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支配下的市场经济的特殊规律。他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说道:“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他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总结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开始就有的两个特征:“第一,它生产的产品是商品。使它和其他生产方式相区别的,不在于生产商品,而在于,成为商品是它的产品的占统治地位的、决定的性质。”“其次,在商品中,特别是在作为资本产品的商品中,已经包含着作为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的社会生产规定的物化和生产的物质基础的主体化。”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商品经济以至市场经济的特殊的、发达的发展形态,而市场则是其中最为普遍的经济运行机制和资源配置方式。

    应当看到,在马克思的理论视域中,资本主义经济与之前社会的经济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是自然经济,资本主义经济是市场经济,资本与市场是历史地结合在一起的。市场是资本的运行方式和表现形式,资本的发展要通过市场机制来运作。因而,在马克思那里只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只有以资本理论为基础和根据才能叙述市场理论,并没有独立于资本理论的市场理论。但是,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规律也蕴含着作为人类文明成就的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律。由此,我们也可以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理论中科学抽象出关于市场和市场经济的一般理论。

    从科学抽象视角来看,马克思资本理论和市场理论中蕴含的“市场一般”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价值规律。概而言之,价值规律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商品价值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二是商品交换按等价原则进行。一方面,从价值的生产及其内在规定来看,商品的价值由商品中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只是社会必要劳动量,或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该使用价值的价值量。”另一方面,从商品的交换及其价值表现来看,商品交换在流通领域按照等价原则进行,商品的价格围绕其价值进行波动。进而言之,价值规律两个方面之间的关系表现为,商品的价值生产以“比例尺度”的方式决定着商品交换活动,商品价值量不以交换者的意志为转移,“生产这些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起调节作用的自然规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反过来,商品交换过程以一种“内在的、无声的自然必然性”影响着商品生产过程,“这种自然必然性只能在市场价格的晴雨表式的变动中觉察出来,并克服着商品生产者的无规则的任意行动”。可见,市场为商品创造的流通环境对于商品生产过程来说具有必要性,“虽然商品价值超过它的成本价格的余额是在直接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但它只是在流通过程中才得到实现”。马克思只是在科学分析商品价值的社会性本质的叙述阶段暂时抽掉了交换和流通环节,从而凸显了生产价值的抽象劳动;而在后续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中,则更为具体地把握了商品的生产与流通相统一的具体总体。马克思揭示的价值规律表明,不论是何种商品经济及市场经济,都有价值规律发挥作用,是作为存在于事物和关系中的、不以生产者的意志为转移的、盲目地起作用的社会历史性的自然规律。

    马克思市场理论还揭示了价值规律的各种具体实现机制(供求机制、价格机制、竞争机制、风险机制、工资机制、利率机制等)的特殊机理和作用,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规律体系中阐述了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体系。其一,供求机制作为价值规律的重要实现机制,通过平衡商品在市场中的供给和需求,起到使各类生产要素在社会经济结构中自发地实现比例配置的作用。其二,价格机制是价值规律通过供求关系在流通中的转化和表现机制,它与供求机制相结合,不仅调节着供求平衡和资源分配,而且能够引导和调节消费并反过来促使商品生产者改进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马克思指出,“供求关系一方面只是说明市场价格同市场价值的偏离,另一方面是说明抵消这种偏离的趋势”。其三,竞争机制使得资本在各生产部门内部以及部门之间持续转移和流动,一般的市场价值和市场价格因此得以形成,利润率平均化的生产价格得以产生。同时,竞争机制也极大地影响着供求平衡和价格涨落,在合理配置市场资源上起决定作用。其四,风险机制揭示了市场主体面临亏损或破产的可能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它可以通过为风险较大的生产和经营活动提供风险补偿基金,保证生产经营者利益不受损和社会资源按比例配置。其五,工资机制反映了工资变动与劳动力供求变动之间的有机联系,不仅制约生产者对劳动力的需求,而且通过推动劳动力在各生产部门间的合理流动保障劳动力要素资源的配置。其六,利率机制以平均利润率和借贷资本的供求状况为前提,同时也对货币资本的供求关系起到调节作用,促进货币资本的供求趋向平衡。上述各种市场机制对于商品价值在流通、分配、消费领域的转移与实现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它们是马克思理论语境中价值增殖规律在资本流通中的特殊实现机制,可以进一步科学抽象为价值规律在市场经济流通中的一般实现机制。

    需要强调的是,在马克思看来,市场或市场经济是占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的表现形式和再生产机制。所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不能脱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一“普照的光”来考察市场经济规律。由此,商品经济关系、市场经济关系需要置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和根据之上进行考察,前者是后者的外在形式和表层现象,后者蕴含着前者的深层联系和内在生成机制:“这种等价物的交换是存在的,不过,它仅仅是这样一种生产的表层而已……这种交换制度是以资本为基础的,而且,如果把它同资本分开来考察,像它在表面上所表现的那样,把它看作独立的制度,那么,这只是一种假象,不过这是必然的假象。”然而,一旦脱离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语境,我们就可以按照马克思的科学抽象法,从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和市场理论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特殊规律的揭示中,合理抽象出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理论。要深化这种科学抽象,还得进一步研究马克思理论视域中资本与市场的关系问题。

    二、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透视资本与市场的关系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虽然没有系统论述资本与市场的关系,但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具体化发展的理论视域,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简单流通”表现形式与“生产过程”深层过程的关系以及分别在二者中起支配作用的价值规律和价值增殖规律的关系都做了大量分析和探讨。这些构成了我们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科学透视资本与市场之间的分层关系、嵌套关系、支配关系等结构性关系的关键理论基础。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生产过程的剥削性生产关系(无偿占有他人劳动及创造的剩余价值)表现为自由平等的商品流通过程的表面现象,并且前者通过后者而得以实现。这也就是说,自由平等交换的市场流通恰恰根植于并支撑着资本价值增殖过程。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在现存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总体上,商品表现为价格以及商品的流通等等,只是表面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的背后,在深处,进行的完全是不同的另一些过程,在这些过程中个人之间这种表面上的平等和自由就消失了。”因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层面形成了“生产过程及生产关系(深层本质)—流通过程及流通关系(表面现象)”的领域分层、内涵嵌套和权力支配的社会结构,从而资本规律就始终规定着、制约着市场经济规律及其实现。

    马克思深刻指出,作为本质内容的资本流通及其剩余价值规律、资本主义占有规律,正是通过简单商品流通及其价值规律、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等表现形式才得以实现和体现的。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实质内容是资本生产和流通的规律。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他指出:“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交换关系,仅仅成为属于流通过程的一种表面现象,成为一种与内容本身无关的并只是使它神秘化的形式。劳动力的不断买卖是形式。其内容则是,资本家用他总是不付等价物而占有的他人的已经对象化的劳动的一部分,来不断再换取更大量的他人的活劳动。”可见,价值增殖规律是价值规律的资本主义形式,资本主义占有规律是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的资本主义形式。

    马克思科学分析了资本总公式的矛盾、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向资本主义占有规律的转化、“自由、平等、所有权”等问题,具体呈现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与市场的结构性关系。

    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层本质与表现形式的科学区分,马克思辩证把握了“简单商品流通”与“资本流通”的对立统一关系。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章“货币转化为资本”中,马克思明确区分了上述两种流通形式:“W—G—W和G—W—G这两个循环从一开始就不同,是由于同样两个对立的流通阶段具有相反的次序。简单商品流通以卖开始,以买结束;作为资本的货币的流通以买开始,以卖结束。作为运动的起点和终点的,在前一场合是商品,在后一场合是货币。在整个过程中起中介作用的,在前一形式是货币,在后一形式则是商品。”如上所述,生产过程中的剥削性生产关系表现为商品流通过程中的自由平等,并且前者通过后者得以实现。而W—G—W和G—W—G这两个循环公式又清楚表明,简单商品流通过程及流通关系与资本生产关系及流通过程之间是一种内涵和机制上的嵌套关系——简单商品流通内嵌于资本流通,构成后者的内在要素环节。

    那么,简单商品流通与资本流通究竟是何种关系呢?一方面,简单商品流通构成了资本流通的前提和萌芽,简单商品流通必然发展为资本流通。另一方面,资本流通过程本身作为一个现实总体,包含着简单商品流通作为其表现形式或外部联系。要言之,简单商品流通其实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表层现实”,隶属于资本流通这一“深层现实”。无论是现实的本质、内在联系,还是现实的表现形式、外在联系,二者之间并非直接同一的,而是对立统一的——二者都不能独立存在,而是相互依存、彼此支撑,呈现出决定与被决定、表现与被表现、转化与被转化的有机统一关系。

    基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层本质与表现形式的分析,马克思科学透视了生产方式的内在联系即价值规律与价值增殖规律的关系,以及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向资本主义占有规律的转变。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二章“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中,马克思进一步透视价值规律与价值增殖规律之间的深层统一关系。从表现形式来看,资本购买劳动的过程遵循价值规律和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然而,只有从商品等价交换的流通表现形式走向其背后的深层生产过程,才会发现资本对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过程。作为表现形式的简单商品流通及其价值规律、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实现作为本质内容的资本流通及其剩余价值规律、资本主义占有规律:“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交换关系,仅仅成为属于流通过程的一种表面现象,成为一种与内容本身无关的并只是使它神秘化的形式。劳动力的不断买卖是形式。其内容则是,资本家用他总是不付等价物而占有的他人的已经对象化的劳动的一部分,来不断再换取更大量的他人的活劳动。”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转变为资本主义占有规律,包含着所有权的形式平等向实质剥削的根本转换:“最初,在我们看来,所有权似乎是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至少我们应当承认这样的假定,因为互相对立的仅仅是权利平等的商品占有者,占有他人商品的手段只能是让渡自己的商品,而自己的商品又只能是由劳动创造的。现在,所有权对于资本家来说,表现为占有他人无酬劳动或它的产品的权利,而对于工人来说,则表现为不能占有自己的产品。所有权和劳动的分离,成了似乎是一个以它们的同一性为出发点的规律的必然结果。”当然,这种转变只是掩盖在两者的表面冲突之下的一般规律向特殊规律的应用或发展:“因此,不论资本主义占有方式好像同最初的商品生产规律如何矛盾,但这种占有方式的产生决不是由于这些规律遭到违反,相反地,是由于这些规律得到应用。”价值增殖规律是价值规律的资本主义实现形式和发展形式,资本主义占有规律是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的资本主义实现形式和发展形式。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层本质与表现形式在社会存在层面的分层,因而简单商品流通内嵌于资本流通,价值规律发展为价值增殖规律,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转化为资本主义占有规律。

    从马克思的理论视域看,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和市场的关系如下:第一,资本与市场之间是深层本质与表面现象的领域分层关系。市场其实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表层现实”,而在这一表面过程背后进行着资本生产和流通这一深层过程,塑造着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层现实”。第二,资本与市场之间只是资本生产和流通领域与简单商品流通领域的分化,二者不是在时间空间上截然分开的,而是在领域分化基础上又内涵嵌套在一起的——作为总体的资本流通过程内含作为环节要素和运行机制的市场流通过程;离开资本流通过程的整体,市场流通过程就是纯粹抽象的,不能独立存在。第三,资本与市场之间是权力支配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为“普照的光”决定市场的地位和影响,塑造市场的特性和规律,规定市场的比重和范围;反过来,市场也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和流通的关键场域。

    三、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和市场理论的当代价值

    马克思关于资本与市场关系的基本观点给予我们重要启示——既然市场是一种经济运行方式和流通表现形式,那么它就既可以和资本主义经济结合在一起,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用,也可以和社会主义经济结合在一起,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服务。因此,我们应当从理论上区分“一般市场经济”和“特殊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是市场经济的特殊形式,既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又受到各自特定社会基本制度的规定,体现出特定的社会性质。

    从历史性视域来看,马克思关于资本与市场之间的领域分层、内涵嵌套和权力支配的社会结构视域,蕴含着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彼此区分、相互“剥离”的历史可能性。既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与市场之间历史性地形成了领域分层、内涵嵌套和权力支配的结构性关系,那么如果生产方式发生革命性质变,新形成的生产关系就可能与市场发生新型的社会结合,从而能够产生出一种包含领域分层、内涵嵌套和支配统摄等的新型社会结构。要言之,虽然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关系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关系这二者在本质上不同,但从社会结构上看却有一些“功能同构性”。

    实际上,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社会批判区分了其中蕴含的二重性——现代文明成就(普遍物质内容)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特殊社会形式)。这种辩证的区分方式蕴含着作为现代文明成就的市场经济体制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实践上相“剥离”的可能性。这是因为,市场经济体制属于现代文明区别于古代文明的创造性成就,是任何现代社会都应具有的一般性物质内容规定。而现代文明的实现方式和发展形式则因受制于特定社会形态、基本制度而呈现多样化态势。随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和自身限制的不断加剧,资本主义经济运行逐渐趋向于“反市场”特征,如全球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扩张、“金融资本—国家权力”结合体的形成、“逆全球化”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类似“封建主义”经济形式的重现等。因而,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现代文明的普遍物质内容,日益显现出与资本主义发生历史性剥离、与社会主义发生历史性结合的历史趋势。

    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和市场理论蕴含着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彼此结合尤其是从“外部化合”发展到“内在新生”的可能性。基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市场经济体制趋向于历史性“剥离”的理论视角,正是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进行创造性结合的历史性实践,证明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本质区别不在于实现现代文明的具体体制或手段,而在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社会制度等对于社会形态的性质起决定作用的因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这一伟大实践的创造性在于,将市场经济体制创造性地融入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从而充分激发社会主义的经济活力、社会关系和发展潜能。要深刻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实践对于人类文明进步的原创性贡献,关键的理论前提在于理解和运用马克思资本理论和市场理论所揭示的“生产关系(深层本质)”与“流通过程(表现形式)”之间的社会结构辩证法。这对于基于历史唯物主义深刻把握市场经济普遍规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殊规律具有科学指导意义。

    马克思资本理论和市场理论蕴含着透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历史性结合的科学方法论。基于这种科学方法论,可以深刻把握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在“生产过程及生产关系(深层本质)—流通过程及流通关系(表现形式)”的领域分层、内涵嵌套、支配统摄等方面的社会结合机制。

    第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市场经济之间是深层本质与表面现象的领域分层关系。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简单商品流通”与“资本流通”的领域分层虽然本质不同但功能同构的是:市场经济构成了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表层现实”,而在这一表面过程背后,进行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这一深层过程,塑造着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的“深层现实”。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物质生产过程规定并制约着资本生产过程和市场流通过程。在社会生产的“深层现实”层面,物质资料生产和再生产以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生产和再生产发挥根本性决定作用,而市场则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从而高质量服务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可持续发展。这种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市场经济之间相辅相成的领域分层结构,从根本上适应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

    第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市场经济之间只是生产领域与简单商品流通领域的分化,不是在时间空间上截然分开的,而是在领域分化基础上又内涵嵌套在一起的——作为总体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和流通过程内含着作为环节要素和运行机制的市场经济。具体而言,在市场流通领域,依旧遵循马克思揭示的商品生产的价值规律、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但是,通过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深层现实与市场经济表层机制的有机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够有效限制价值规律向价值增殖规律发展,有效规避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向资本主义占有规律转化,从而扬弃资本统治和资本逻辑。其中的关键耦合机制在于,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同时将多种所有制经济都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以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并保障市场经济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关系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巩固,关系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能力,关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成为创业就业的主要领域、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因此,一方面,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另一方面,要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其中,产权制度作为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所有制形式的重要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这种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市场经济之间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为基础的有机嵌套关系,实现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市场经济的良性结合,扬弃了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中资本对市场的支配关系、资本主义占有规律对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的决定性作用。

    第三,最为重要的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市场经济之间是支配统摄关系。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作为社会主义社会“普照的光”决定市场经济的地位和影响,塑造市场经济的特性和规律,规定市场经济的比重和界限;反过来,市场经济也构成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关键场域和关键机制。早在1857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就已经明确说明在特定社会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境遇中,占据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对其他一切生产关系、流通关系等的决定作用:“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这一原理被创新性发展为基本经济制度规定和支配着多种所有制形式、多种经济体制和多种生产要素。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作为“普照的光”,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本质性规定,而市场经济体制则是其实现形式和运行方式。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同样地,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好东西,包括经营管理方法,也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在这一点上他还形成了“两个不等于”的判断:“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无论是在何种社会形态和基本制度下,只要市场经济是作为一种经济运行机制或资源配置方式在发挥作用,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同样都是适用的。值得注意的是,市场经济虽然构成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关键场域和基础机制,但其仍存在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等内在缺陷,即市场的调节作用在不被干预的情况下,会“越来越取得一种不以生产者为转移的自然规律的形式,越来越无法控制”。习近平指出:“要使市场经济能够象发展资本主义经济那样推动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并不是一件自然而然就能发生作用的事情,决不象摆积木那样放在一起或用外力将之硬性绑在一起那样简单。这也就是说,只有当二者能够象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那样相互融为一体的时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在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方面发挥出巨大作用。”可见,需要通过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基本经济制度作为“普照的光”来规范和引导市场经济对多种所有制的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过程,其中最为关键的便是正确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从而合理“驾驭资本”。基于此,充分发挥市场经济对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关键动力作用,将资本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一种积极因素,有助于充分发挥资本的文明创新动能,推动市场经济的高质量运行。

    马克思资本理论和市场理论奠定了社会主义“驾驭资本”的创造性实践的理论基础。

    第一,基于马克思的理论视域,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必须作为“普照的光”支配市场经济和资本要素,决定市场经济和资本要素的地位、影响,塑造市场经济和资本要素的特性、规律,规定市场经济的比重、界限。这就为社会主义“驾驭资本”奠定了基本经济制度层面的客观根据。从理论依据上看,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强调“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首先,资本本身即矛盾,资本为劳动和价值创造确立的界限与其自身“要无限度地扩大劳动和价值创造的趋势相矛盾”;其次,资本本身就是对自身的限制,资本按其本质来说的自行增殖过程“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而不是反过来生产资料只是生产者社会的生活过程不断扩大的手段”;最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是历史的、暂时的,而“同这种独特的、历史地规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即人们在他们的社会生活过程中、在他们的社会生活的生产中所处的各种关系——,具有一种独特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基于马克思的理论视域,资本是趋于自身总体化的存在,具有内在矛盾性和自我设限性,因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关系理应作为“普照的光”,决定并改变资本的社会性质和存在形态,削弱资本增殖冲动及其逐利性,抑制资本生产关系的对抗性和异化形式,从而凸显资本的生产要素属性尤其是其物质内容和文明成就方面。由此,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资本就不可能是自身总体化的存在,而是受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规定的有限性存在。资本运动的内在联系根本上受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制约,不具有资本逻辑的纯粹形式和典型形态,而是被改造为受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根本决定的“资本的行为规律”。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社会的资本在行为规律上不应当是野蛮生长的资本,而是被设置了“红绿灯”的、被依法规范和引导的、健康发展的资本。

    第二,基于马克思的理论视域,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要素对于市场经济的关系,应当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转变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服务于人与社会的“发展动力”。这就为社会主义“驾驭资本”并推动市场经济可持续发展开启了经济运行层面的实践路径。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马克思首先辩证把握了资本的二重性——作为生产关系的资本以及体现这种生产关系的生产要素。接下来,列宁率先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和市场理论。他逐步认识到,在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初期不能完全放弃对资本的利用,既要利用资本的进步一面发展生产力,也要加强对资本主义因素(包含资本)的监管以规避其消极的一面,使之始终服务于社会主义社会。一方面,落后国家在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初期必须利用资本主义因素。“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因素的逐利本性和侵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可能性,必须对资本主义因素加以监管。列宁认为,“新经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将“国家资本主义”纳入其中,即“在苏维埃政权的条件下,工人阶级有意识准许而又加以限制的一种资本主义”,但同时又要“惩办任何超越国家资本主义范围的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因素进行有效监管和驾驭。

    2022年4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依法规范和引导我国资本健康发展,发挥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他指出:“必须深化对新的时代条件下我国各类资本及其作用的认识,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发挥其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可见,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在新时代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和市场理论,科学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关系,正确看待和把握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进而充分巩固和发挥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中作为“普照的光”的主导性和优越性,尤其是要发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对资本生产要素的自觉支配和合理利用,规定各类资本所占的比重和范围,决定各类资本的地位和影响,约束各类资本的逐利性、对抗性和异己性,塑造各类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具体而言,一是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导向,坚持“社会主义”底色。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保障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对资本的理性支配,才能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合理剥离资本的文明成就与异化形式,摒除诱发无节制欲望的资本拜物教,使资本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多方面需要,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二是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特性和行为规律。既要认识到资本在本性上都是追求自行增殖的价值,资本都是要追逐利润的,又要自觉区分资本的对抗形式与合理内容,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合理规范资本的运行限度和发展方式,促进资本健康发展。三是发展资本的创新动能和文明成就方面,使国有资本、集体资本、民营资本、外国资本、混合资本等各类资本以不同方式、不同路径服务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

    [3]习近平:《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处理好若干重大关系》,《求是》2023年第19期。

    [4]丰子义:《发展的反思与探索: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阐释》,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5]〔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5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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