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郗戈 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讲席教授、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高精尖创新中心常务副主任，入选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2023年度），兼任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主要成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中国人学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马克思主义研究分会副理事长。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研究方向为《资本论》哲学思想、社会发展与现代性问题。主要著作有《现代性的矛盾与超越》《从哲学革命到资本批判》。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新华文摘》《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100余篇。主持国家级省部级重大重点科研项目多项，曾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等教学科研奖励。

赵瑞泽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摘要：开启马克思与莎士比亚在现代文明研究问题域中的思想对话，不仅有助于把握两者思想之间的内在关联，还有助于透视古今文明转型阶段的社会现实。面对古今文明转型阶段以来资本力量的不断崛起，莎士比亚诉诸一种近似亚里士多德式的古典德性观，通过«威尼斯商人»«雅典的泰门»等戏剧的情节走向展现出对现代文明的忧思关切；而马克思则在大量汲取莎剧思想资源的基础上，依凭科学客观的政治经济学分析，透过资本主义经济现象的外部表征揭示出现代文明的矛盾悖论。尽管莎士比亚敏锐觉察到现代文明中存在诸多困境与悖谬，但并没有提出明确的超越途径；而马克思则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骄傲的英国自耕农”“父亲的鬼魂(老田鼠)”等预示性形象，使莎士比亚塑造的文学典型展现出现代文明的历史性超越向度。

关键词：现代文明；马克思与莎士比亚；政治经济学与文学

2015年10月21日，习近平在伦敦金融城市长晚宴上的演讲中谈道：“每个读过莎士比亚作品的人，不仅能够感受到他卓越的才华，而且能够得到深刻的人生启迪。”马克思便是莎士比亚文学的受益者之一。他不仅在《自白》中将莎士比亚列为最喜爱的诗人之一，而且根据保尔·拉法格(Paul Lafargue)、威廉·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等亲密战友的回忆，“连莎士比亚剧中最不惹人注意的人物他都很熟悉” ，“能背诵莎士比亚的剧本整场的台词”，甚至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把莎剧列为古希腊艺术与现代艺术之间“划时代的”伟大作品。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的毕生事业，文学是马克思的毕生爱好，政治经济学批判与文学阅读的圆融交互构成了马克思思想发展和理论建构的亮丽底色。马克思曾百余次援引和化用莎士比亚塑造的福斯泰夫、夏洛克、道勃雷、泰门、哈姆莱特、史纳格等文学形象，这些形象不仅为他把握现代文明之历史方位提供了重要抓手，还成为他揭露现代文明之矛盾悖论、探索现代文明之超越路向的理论武器。但遗憾的是，国内外学界鲜有立足现代文明研究问题域所开展的系统性研究，某种程度上遮蔽了马克思与莎士比亚思想对话的文明观维度。有鉴于此，本文拟综合运用学科交互、思想对话的研究方法，逐层深入地探明两者在人类文明发展问题上的相似性关联与视角性差异，试图在廓清文明之古今方位的前提下，为现代文明之矛盾悖论的求解与破解提供思想启迪。

一、马克思、莎士比亚与现代文明的历史方位

马克思与莎士比亚均高度重视人类文明的发展问题，文明研究是两者得以开展思想对话的重要问题域。身处古今文明转型阶段，莎士比亚敏锐觉察到“现代”区别于“古代”的文明，而马克思则依凭“从后思索”的研究方法，溯源考察了现代文明的生成与发展历程。莎士比亚发现他所生活的时代已经出现了商品贸易和信用借贷(高利贷)等经济现象，并深刻意识到货币金钱是其背后隐而不显的动力要素。马克思十分认同莎士比亚的看法，他不仅将莎士比亚戏剧作为透视古今文明转型阶段的重要窗口，还化用莎士比亚对这一阶段中经济现象的敏锐洞察来构建系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在此意义上，开启马克思与莎士比亚在现代文明研究问题域中的思想对话，不仅有助于把握两者思想之间的内在关联，还有助于透视古今文明转型阶段的社会现实。

马克思与莎士比亚围绕“古今之间”“古今之别”的文明问题意识，呈现出跨越时代间隔的相关性与兼容性。马克思与莎士比亚之间虽然有着二百余年的时代间隔以及文艺复兴鼎盛时代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差异，但两者对文明概念的把握和使用情况却存在着高度契合。莎士比亚将文明开化视为与野蛮黑暗、卑劣无道相对的概念。例如在戏剧«辛白林»第三幕第六场，伊摩琴在山洞前问询道：“要是里面住着文明的人类，回答我吧；假如是野人的话，我也要向他们夺取或是告借一些食物。”与之相似，马克思也是在从野蛮到开化的意义上使用文明概念的，但由于深受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影响，他较为注重对文明化过程与趋势的研探。马克思指出，“在资本的简单概念中必然自在地包含着资本的文明化趋势”。这种趋势主要涉及人与自然关系、人与社会关系两大方面，表现为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社会交往的日益普遍。正是这种趋势在不断深化发展的过程中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文明时代——“公元1500年恰当地象征着现代的来临”。作为古今文明转型阶段中的“第一个现代人”和“西方哥特式基督教最后一个伟大产物”，莎士比亚格外关注这一阶段较之过往世代的差异与变化，敏锐觉察到“现代”区别于“古代”的文明，并自觉将之融入戏剧创作之中。司汤达(Stendhal)高度赞赏莎士比亚的这种创作风格。在他看来，为同时代的人创作他们所需要的悲剧的艺术是我们最应该向这位伟大人物学习的地方。同样，“古今之间”“古今之别”也是马克思集中关注的问题之一。因为这个问题与历史唯物主义建构密切相关，涉及“三种社会形态论”中第一社会形态(前资本主义社会)向第二社会形态(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与转变。进而，依凭从后思索的研究方法，马克思溯源现代文明的历史方位，较早地提出“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16世纪揭开了资本的现代生活史”等观点。由此，在现代文明研究问题域中开启两者之间思想对话的可能性得以初步呈现。

莎士比亚对古今文明转型阶段中商品贸易的发展、信用借贷(高利贷)的发展高度敏感，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中将其归结为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之前的两种资本早期形式——商人资本与高利贷资本。莎剧《威尼斯商人》锚定商业资本家与高利贷者之间的矛盾，是后世研究者透视古今文明转型阶段社会经济生活的窗口。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章“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论》第三卷第三十六章“资本主义以前的状态”等处的分析，戏剧《威尼斯商人》的冲突双方安东尼奥与夏洛克分别对应着“商人资本”与“高利贷资本”的人格化形式。商人资本的形成发展得益于地理大发现与新航路开辟。安东尼奥的海外贸易遍布大西洋，“他有一艘商船开到特里坡利斯，另外一艘开到西印度群岛……他有第三艘船在墨西哥，第四艘到英国去了，此外还有遍布在海外各国的买卖”。但即便如此，高利贷商人夏洛克仍然认为“他的财产却还有些问题”，借贷一事须格外谨慎，因为“船不过是几块木板钉起来的东西，水手也不过是些血肉之躯，岸上有旱老鼠，水里也有水老鼠，有陆地的强盗，也有海上的强盗，还有风波礁石各种危险”。可见，在资本的两种早期形式中，无论是商人资本还是高利贷资本均面临着巨大的经济风险，后来正是由于安东尼奥的船队没能按时返航导致其无法偿还债务，将戏剧的矛盾冲突引向高潮。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分析，商人资本与高利贷资本皆以“牟利”为导向，在本质上区别于古代社会以“有用”为导向的交换行为。但商人资本(G—W—G’)的两极是“投入市场的货币和从市场取出的增大的货币”，高利贷资本(G—G’)的两极是“交换成更多货币的货币”。由于这两种形式均未能在生产环节创造价值，且具有极强的投机性，所以被马克思列为“洪水期前的形式”，而尚不能构成资本的现代形式。

资本的两种早期形式既对立又统一，在现代文明的创生发展过程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W.H.奥登(Wystan Hugh Auden)分析道:“《威尼斯商人》讲述的是一种特定的社会，这个社会与它所不能接受的、但社会运行又不能没有的人息息相关。非犹太人的威尼斯是一个新兴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它不再是封建的，也尚不是工业的。”在 W.H.奥登看来，威尼斯社会的特定性就在于，它既严格区别于古代封建社会，又尚未发展到成熟的工业资本主义形式，而“这个社会与它所不能接受的、但社会运行又不能没有的人”即以夏洛克为代表的高利贷商人。阿兰·布鲁姆(Allan Bloom)、哈瑞·雅法(Harry V.Jaffa)也有着十分相似的观点，“这个城市为了自身发展需要投机的资金，这正是夏洛克能在威尼斯生活的前提”。由于安东尼奥“全部财产都在海上”，“既没有钱，也没有可以变换现款的货物”，所以为了帮助挚友巴萨尼奥迎娶鲍西娅，无奈之下只能求助于夏洛克。然而，安东尼奥向来不齿高利贷商人“像母羊生小羊一样地快快生利息”的“致富妙法”，并多次在公开场合对其展开咒骂与侮辱，以致在戏剧第一幕第三场，夏洛克极具讽刺意味地挖苦道：“好先生，您在上星期三用唾沫吐在我身上；有一天您用脚踢我；还有一天您骂我狗；为了报答您这许多恩典，所以我应该借给您这么些钱吗？”而即便作为借款方，安东尼奥在面对这样的讽刺挖苦时并不以为意，他怒斥道：“我恨不得再这样骂你、唾你、踢你。要是你愿意把这钱借给我，不要把它当作借给你的朋友——哪有朋友之间通融几个钱也要斤斤较量地计算利息的道理? ——你就把它当作借给你的仇人吧；倘使我失了信用，你尽管拉下脸来照约处罚就是了。”矛盾的关节点在于，安东尼奥既对高利贷行为充满敌视与憎恶，但危急关头又不得不借助于它。安东尼奥与夏洛克之间的冲突便是古今文明转型阶段的历史缩影，虽然高利贷资本时常遭到主流社会的谴责与诟病，但却与商人资本之于经济的平稳运行享有同等重要的地位，甚至资本主义文明的持续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也必须依赖于它。

货币资本即“金钱”是现代文明的形成发展史背后隐而不显的动力要素，这一要素的“迷人魔力”同样被莎士比亚敏锐捕捉到。莎剧中有这样一个特点，凡是小丑、弄臣、疯子口中的话往往蕴含真理的讽喻或反讽。例如在戏剧《麦克白》中，麦克白夫人起初曾是丈夫麦克白篡位弑君的强力推手，但她疯掉后就开始每天讲述实情真相。而莎士比亚在戏剧《亨利四世》(上、下部)、《亨利五世》、《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塑造的福斯泰夫，也是这样一个“金句频出”的小丑形象。马克思曾在他的著作和书信中三十余次援引和化用福斯泰夫的箴言妙语，足见喜爱之深。正如著名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所总结道的，“他(福斯泰夫)说的几乎每句话都值得深思，因为他能透视真相，不被伪装迷惑”。在戏剧《温莎的风流娘儿们》第二幕第二场，福斯泰夫就有过这样一句耐人寻味的话，“金钱是个好兵士，有了它就可以使人勇气百倍”。我们知道，金钱在古代文明中往往作为交换活动的媒介和手段而存在，但随着时代变革却逐渐转化为通约万事万物的唯一标准，跃居为人们誓死追求的目的本身。可见，戏剧《威尼斯商人》与《温莎的风流娘儿们》看似毫无关联的情节逻辑，实际却预设了几乎相同的理论前提。此处，借福斯泰夫之口，莎士比亚一语道出了金钱的“古今之别”。

立足现代文明研究问题域深度把握马克思与莎士比亚思想之间的内在关联，两者跨越了时代间隔，实现了彼此成就。一方面，莎士比亚对古今文明转型阶段的敏锐洞察激发了马克思理论研究的想象力。莎士比亚始终密切关注文明的转型和发展问题，他不仅将古今文明转型阶段的经济现象融入戏剧创作，还通过戏剧的情节走向展现出自身所持的基本态度和立场。莎剧深刻影响着世界、影响着后人，即使彼时莎士比亚未能将这些经济现象凝练、提升为系统的经济学理论，但足以作为后世研究者考察古今文明转型乃至现代文明发展的重要参考。马克思对资本的两种早期形式、金钱的巨大力量等经济问题的理解多可追溯至莎士比亚，两者之间呈现出跨越时代间隔的相关性与兼容性。正是在此意义上，莎士比亚无愧于“他不只属于一个时代而是属于永远”的盛赞。另一方面，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激活了莎剧的思想深蕴.。莎士比亚是马克思所喜爱的众多诗人和文学家中最独特的一位。有别于荷马(Homer)、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等古希腊诗人塑造的“神话英雄”，例如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盗取天火的普罗米修斯等，莎士比亚则塑造了一批商品经济中的“俗世英雄”，例如以慷慨和友爱著称的安东尼奥、象征着对生存与毁灭之思虑的哈姆莱特、侧重于反讽和讽刺并被马克思誉为“不朽骑士”的福斯泰夫等。恰恰是这些“俗世英雄”，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把握现代文明之历史方位提供了重要抓手。但马克思并非直接地接受和继承，而是将莎剧中的文学形象与自身的政治经济学语境相叠加，从而使这些生动鲜活的“俗世英雄”为自身发声、替自己说话。也正是经由马克思的援引和化用，莎士比亚对古今文明转型阶段的文学式表达彰显出既立足时代又超越时代的思想深蕴。

二、马克思、莎士比亚与现代文明的矛盾悖论

现代文明的生成发展不是一劳永逸的，随着古今文明转型阶段以来资本力量的不断崛起，其矛盾悖论也不断暴露出来。文艺复兴是晚期中世纪和早期现代的交叠重合期，这一阶段并不存在鲜明的“崇今贬古”或“崇古贬今”的“古今之争”意识，人们试图通过重新发现和阐释古代希腊罗马的经典来清理和改造中世纪基督教的神学统治，推动世俗化进程。莎士比亚便是其中之一，他敏锐觉察到高利贷资本之渗透、货币金钱力量之涌现等社会经济现象，并采取了一种近似亚里士多德式的古典德性观来与之抗衡。对此，马克思一方面肯定了莎士比亚对古今文明转型阶段中社会经济现象的敏锐洞察；但另一方面又并非全然认同莎士比亚所诉诸的人文主义伦理批判，而是试图依凭科学客观的政治经济学分析，透过资本主义经济现象的外部表征揭示出现代文明的矛盾悖论，并在此基础上为人类文明的进一步发展规划前进的方向与道路。

莎士比亚先后将金钱比作“害人灵魂的更坏的毒药”和“人尽可夫的娼妓”，凸显了古今文明转型阶段经济力量与传统伦理之间的矛盾冲突。在戏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第五幕第一场，罗密欧误将朱丽叶离世的传言信以为真，万念俱灰准备服毒殉情。他对卖药贩说道：“这儿是你的钱，那才是害人灵魂的更坏的毒药，在这万恶的世界上，它比你那些不准贩卖的微贱的药品更会杀人；你没有把毒药卖给我，是我把毒药卖给你。”而作为莎士比亚创作的最后一部悲剧，«雅典的泰门»更是通篇围绕金钱的“迷人魔力”展开。这部戏剧虽以古希腊城邦分治的雅典为创作背景，但实际上却深刻展现了古今文明转型阶段古典美德随资本力量崛起而逐步走向衰落的历史现实。戏剧的主人公泰门原本是一位重情重义、乐善好施的雅典贵族，但散尽万千家财、历经人情冷暖后的他却在雅典城外对金子展开了猛烈控诉：“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 ……这东西，只这一点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这东西会把你们的祭司和仆人从你们的身旁拉走，把壮士头颅底下的枕垫抽去；这黄色的奴隶可以使异教联盟，同宗分裂；它可以使受诅咒的人得福，使患着灰白色的癞病的人为众人所敬爱；它可以使窃贼得到高爵显位，和元老们分庭抗礼；它可以使鸡皮黄脸的寡妇重做新娘，即使她的尊容会使身染恶疮的人见了呕吐，有了这东西也会恢复三春的娇艳。来，该死的土块，你这人尽可夫的娼妇，你惯会在乱七八糟的列国之间挑起纷争。”极尽讽刺的是，流浪荒野的泰门意外地再度拥有了金子，这些金子足以使他恢复往日的声名与地位，恰逢陷入战火的雅典城邦迫切需要泰门回归以挽救危局。但泰门并没有选择重蹈覆辙，他已然深刻意识到身边的人永远不会真正喜爱自己，他们喜爱的不过是那些能够颠倒善恶美丑的金子。

文艺复兴是一段古今交织异常复杂、诸种思潮相互激荡的文明转型期，这一时期以莎士比亚为代表的人文主义者在提倡世俗精神、反对宗教权威的过程中大量回溯古代希腊罗马时期的文化资源，并加以深层的丰富与创新，使之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需要。就慷慨之德而言，中世纪晚期政治思想家尼科洛·马基雅维里(Niccolò Machiavelli)认为，慷慨难以使君主维系国家的独立和统一，“追求慷慨之誉，则必然招致贪婪之名，而贪婪之名则使丑名与憎恨两者俱来”。对此，莎士比亚予以强烈反对，并不断回溯古代希腊罗马时期寻求理论资源。依据古代希腊先哲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德性表”，慷慨是介于吝啬与挥霍之间的“适度”德性。在他看来，“对财物使用得最好的人是具有处理财物的德性的人，即慷慨的人”，而莎剧内蕴的“慷慨”“友爱”等德性则与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观十分趋近。在古今变迁进程中，古典美德“慷慨”不仅未能使泰门保有可亲可敬的贵族身份，反而注定了最终的悲剧结局以及伦理批判者的超越性视角。如果戏剧《雅典的泰门》意指古典美德的衰落，那么戏剧《威尼斯商人》则意指古典美德的再生。夏洛克最终倾家荡产的结局恰恰表明了莎士比亚对慷慨的推崇，以及对其“不及”表现形式吝啬的不齿。由此，这部戏剧被定名为《威尼斯商人》(英文原名:The Merchant of Venice)，而非《高利贷商人》。莎士比亚力图通过这部戏剧颂扬的是，哪怕抛弃私有财产，哪怕置船队于不顾，也必须为朋友慷慨解囊，甚至不惜抵押自己身上一磅肉的“慷慨”“友爱”等古典美德。然而，趋近并不意味着趋同，莎士比亚的德性观与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政治学》等著作中推崇的德性仍存在差异。由于生活在公元前４世纪的古代希腊社会，亚里士多德在论及德性问题时主要关涉的是自然经济和使用价值生产。在他看来，追逐价值的牟利性行为是反自然、反本性的，应该强调物的使用价值，后者对人类幸福的实现更具基础性意义。而莎士比亚在戏剧中反复颂扬的德性，一方面兼并塑造着商品经济关系和合乎道德的商业贸易，另一方面也被用来抵御对抗高利贷资本的渗透与突进。虽然在夏洛克看来德性就是有支付能力、符合市场规则，在泰门的“朋友们”眼中金子高于一切的德性，但美德的时代并未从此消逝，在安东尼奥甘愿为挚友割去的一磅肉上，慷慨、友爱等超越经济理性和市场规则的德性得到了强力伸张。不止于此，伯恩斯(TimothyW.Burns)指出,莎剧《裘力斯`恺撒》中呈现的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生活非常接近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的描述，“其特质在于对善与恶、正义与不义、高贵与卑贱的共同思考，即在于我们对严肃道德问题的道德判断，在于我们确实共同尊敬那些自己认为值得尊崇和献身之事，并对那些我们认为卑贱可鄙之事感到轻蔑”。可见，这种近似亚里士多德式的古典德性观并非戏剧《雅典的泰门》或《威尼斯商人》中呈现出的偶然个例，而是内在构成了莎士比亚文学创作的伦理底色。

莎士比亚是马克思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从始至终的“对话者”，借助莎剧中丰富的思想资源，马克思更为深刻地揭示出现代文明的矛盾悖论。18世纪60年代以来，第一次工业革命自英国至欧洲如火如荼地开展，机器大工业逐步取代工厂手工业，相伴而来的是资本力量于现代文明中的渗透与侵犯愈加深入、货币金钱的“迷人魔力”愈加凸显。虽然彼时马克思正在历经的资本主义新变化是莎士比亚未曾面对过的，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系统剖析价值形式、货币拜物教及资本相关原理时却大量借用和阐发莎士比亚的基本判断。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Ⅲ、《德意志意识形态》“圣麦克斯章”、《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和《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章中，马克思先后4次援引戏剧《雅典的泰门》中泰门对金子展开控诉的上述经典选段，并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货币章”中高度评价道，莎士比亚对货币有着中肯的理解。在这部戏剧中，莎士比亚反复颂扬人文主义的道德情操，谴责原始积累的贪婪罪恶；但马克思并未直接接受和继承莎士比亚对货币金钱的趋近古典美德的伦理判断，而是予以科学客观的政治经济学分析。马克思分析道，“莎士比亚特别强调了货币的两个特性：(1)它是有形的神明，它使一切人的和自然的特性变成它们的对立物，使事物普遍混淆和颠倒；它能使冰炭化为胶漆。(2)它是人尽可夫的娼妇，是人们和各民族的普遍牵线人”，从而把“货币的本质描绘得十分出色”。也即是说，在政治经济学语境中重新审视货币金钱，其本质特性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将事物变成它的对立面，从而使不同的东西等同起来；其二，将世界联系为紧密整体，从而使普遍的社会交往成为可能。由此可见，与莎士比亚意义上的人文主义道德批判有所区别，马克思试图通过政治经济学分析揭示出“货币作为激进的平均主义者把一切差别都消灭了”，它没有自身的伦理属性，它所蕴藏的巨大力量不过是使不同的东西等同起来、联结起来的“普遍的效用关系和适用关系”。

同样，在信用契约问题上，马克思与莎士比亚均理解到其与货币金钱具有相似的非伦理化的纯形式属性，缺乏内在的、稳固的伦理取向，要么导向善，要么导向恶，要么将善恶勾连起来无差别地同一化、抽象化。1859年1月，马克思在为《政治经济学批判》撰写的“序言”中回顾道，他曾经于1842—1843年间担任《莱茵报》编辑时“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并强调这是促使他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而文学则一度成为他研究经济问题的重要辅助。1842年10月，马克思于《莱茵报》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大段援引戏剧《威尼斯商人》中夏洛克与鲍西娅的法庭论辩情节以论说林木盗窃问题，使我们得以在政治经济学语境中洞悉这部戏剧的内在构造。夏洛克的名言是，“诚实的”人就是“有支付能力的”人。因为安东尼奥从事海外贸易拥有支付能力所以借贷给他，又因为安东尼奥的船队没有按时返航丧失支付能力所以应严格执行契约割取他的一磅肉。剧情转折在于，鲍西娅认为，如果严格执行契约，那么只能割取一磅肉，“可是在割肉的时候，要是流下一滴基督徒的血，你的土地财产，按照威尼斯的法律，就要全部充公”，只要将契约的“字面”要求推向极致，就立刻导向其反面。所以，在政治经济学语境中，信用契约只具有表面的、形式的公正性，而缺乏内在的伦理善恶取向。其如果被恶意支配就会成为恶的帮凶，反之，如果被善意支配就会成为善的工具，而其本身则是一个善恶不辨、自我逆反的形式。夏洛克要求严格遵照契约行事，误了时辰没有还贷就必须进行惩处，这符合契约的原则，是恶意支配下的契约；鲍西娅同意遵照契约由夏洛克割取安东尼奥的一磅肉，但她同时强调，严格执行契约便只能割取一磅肉，不能带血，带一滴血就要倾家荡产，这同样符合契约的原则，甚至是契约要求的“极端化”，但却是善意支配下的契约。可见，契约原则一旦贯彻到极致就会走向自反，这种自反性在于其不能独立存在，而是需要由一个或善或恶的伦理意志来支配，也就是夏洛克与鲍西娅这对法庭上的论辩双方。

综上所述，面对古今文明转型阶段以来资本力量的不断崛起，莎士比亚诉诸一种近似亚里士多德式的古典德性观；与此不同，马克思则通过政治经济学分析指出，货币金钱与信用契约均没有自身的道德属性。两者之间的密切关联在于，马克思在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过程中将莎士比亚文学引为重要辅助，以使复杂的理论瞬间富于形象和生命。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果“罪”既不在货币金钱，亦不在信用契约，那么现代文明的矛盾症结究竟何在? 对此，马克思将矛头直指资本主义这一悖论性的文明形态本身。顾名思义，资本主义文明是一种将“资本”作为“主义”的文明形态，“资本”是这一文明形态中掩盖一切其他色彩的“普照的光”。在对待资本主义文明的态度问题上，马克思与莎士比亚诉诸的人文主义道德批判有着显著差异，即便同样持批判态度，但马克思从未在任何场合否定过“资本的文明作用”，反而冠之以“伟大”的称谓，认为“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而这一文明形态的深层悖论则在于，文明作用的发挥只是资本实现自身价值增殖目的的伴生现象和附属表现，“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发财致富，是价值的增殖，是价值的增大”，资本为寻求价值增殖的扩张不断冲击着自然与社会的外部界限，必将导致自然生态危机与社会环境危机的爆发，在推动文明进步的过程中逐渐耗尽文明进一步发展的潜能。正是基于上述科学客观的政治经济学分析，马克思庄严宣告，资本主义文明已然积重难返，唯有多层次、全方位地扬弃资本抽象统治方能真正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内在要求，一种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新文明”由此得到时代的迫切呼唤。

三、马克思、莎士比亚与现代文明的超越路向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任务不仅在于揭露现代文明的矛盾悖论，更在于探索现代文明的超越路向。尽管莎士比亚觉察到现代文明中存在诸多困境与悖谬，但并没有提出明确的超越途径，而他所塑造的文学典型却在二百余年后成为马克思探索文明超越的锐利武器。在对待书籍的态度上，马克思常常认为“它们是我的奴隶,一定要服从我的意旨”，而这一意旨便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所以，不同于“骄傲的英国自耕农”“父亲的鬼魂(老田鼠)”等文学形象在莎剧中的原初意涵，马克思发掘到这些形象内蕴的异质性、颠覆性因素，将复仇叙事引申为革命叙事、将复仇主体转换为革命主体、将复仇正义导向至革命正义，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过程中使“莎士比亚塑造的典型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开出了灿烂的花朵”。

“骄傲的英国自耕农”(proud yeomanry of England)作为莎士比亚系列历史剧中的重要抵抗性、斗争性形象，其生存境遇映衬着现代文明的历史兴衰。自耕农起初是封建王权的忠实维护者，后来一度成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生力军，但极为讽刺的是，这一革命主体却随着现代文明的蓬勃发展而走向衰落。“自耕农”(yeoman)原指拥有人身自由但在地主土地上垦殖的农民，在莎士比亚历史剧«亨利五世»和«理查三世»中，他们既是英王亨利五世口中“眼睛里闪烁着威严的光彩”的“健壮的自耕农”(good yeomen)，又是英王理查三世口中“不怕枪矛断，要惊起天心的战云”的“勇敢的自耕农”(boldly yeomen)。可见，在14、15世纪，自耕农是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维系封建王朝统治的中坚力量。他们拥有土地、注重荣誉、具有光荣传统、作战勇敢并具备良好战斗技能，因而深受历任英王倚重。在16、17世纪古今文明转型阶段，自耕农一度参与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领导下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在现代文明之历史创生过程中发挥出巨大作用。据马克思考证，“在17世纪最后几十年，自耕农即独立农民还比租地农民阶级的人数多。他们曾经是克伦威尔的主要力量，甚至麦考莱也承认，他们同酗酒的劣绅及其奴仆，不得不替主人把他的弃妾嫁出去的乡村牧师相比，处于有利的地位”。然而，现代文明的永续发展须以资本源源不断累积和扩张作为支撑，从而不得不形成对自耕农这一革命主体的“反噬”。基于对《关于食物价格高昂给邦伯里爵士的一封信》(1795年)、《当前粮食价格和农场面积相互关系的研究》(1773年)等18世纪末历史文献资料的考察，马克思痛心疾首地指出：“大约在1750年，自耕农消灭了，而在18世纪最后几十年，农民公有地的最后痕迹也消灭了。”也就是说，自耕农在短短一个世纪之间便丧失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和田产，他们曾经引以为傲的历史也随之消散。

在现代文明的深化发展中，马克思不仅观察到了旧革命(资产阶级革命)主体的历史性陨落，还把握到了新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主体的历史性出场。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迅猛发展，传统的工厂手工业与落后的农业生产均被纳入现代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之中，“骄傲的英国自耕农”逐渐消失和转变为农业短工乃至一无所有的奴隶和贫民。一方面，在现代文明的异化图景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农业短工丧失了生产活动的目的性和自主性，沦为资本主义生产链条上的抽象环节。正如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感慨道：“莎士比亚所描绘的‘骄傲的英国自耕农’和英国农业短工之间存在着多么大的差别呀! 因为雇佣工人劳动的目的只是工资、货币、一定量交换价值，而在交换价值中，使用价值的任何特殊性都消失了，所以雇佣工人对于自己劳动的内容，从而对自己活动的特殊方式都是无所谓的。”另一方面，与现代文明的蓬勃发展形成鲜明比照的是，农业短工的生活境况未能得到有效改观，反而因收入日益减少、身心遭受损害而沦为奴隶和贫民。“那些仁慈的英国农场主，竟把农业工人的工资降到这种纯粹生理上的最低界限以下，而维持生命和延续种族所需要的不足之数却由济贫法来填补。这是把雇佣工人变成奴隶，把莎士比亚笔下的骄傲的自耕农变成贫民的一种高明手法。”综合上述两方面来看，“骄傲的英国自耕农”与农业短工之间着实存在着巨大断裂，后者也由此并入到无产阶级工人群体中重新登上历史舞台。历史上，无产阶级工人遭受剥夺的过程绝不是田园诗般的过程，他们在劳动资料被夺走的同时，生活资料也不断被夺走，从而陷入近乎赤贫的境地。为更富力量地揭露出这一历史罪恶，马克思再度援引戏剧《威尼斯商人》第四幕第一场中夏洛克被迫接受威尼斯法庭最终审判时的经典台词：“你们夺去了我活命的资料，就是要了我的命。”此处，马克思通过使夏洛克这个视财如命、贪婪残忍的高利贷商人形象反过来为无产阶级工人发声的方式，有力论证了剩余价值生产对无产阶级工人剥削的致命性。对此，马克思、恩格斯呼吁道，从根本上破解无产阶级工人的生存难题，“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而在这场呼之欲出的新革命中，担纲主体正是曾经作为资产阶级革命主要力量的、现今已然沦为无产阶级贫民的“骄傲的英国自耕农”。

“父亲的鬼魂(老田鼠)”本是莎剧《哈姆莱特》中的“复仇正义”形象，却经由马克思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服务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主体联合和纲领制定。戏剧《哈姆莱特》又译作《王子复仇记》，作为先王之子、今王之侄，哈姆莱特的复仇活动是贯穿整部戏剧的核心线索。戏剧起因于哈姆莱特的父王被王弟阴谋毒杀、篡位夺妻。父王冤魂不散，身披甲胄盘踞于城堡的露台之上，静候儿子哈姆莱特到来，告知他事情原委，命令他“报复那逆伦惨恶的杀身的仇恨”。剧中一处看似滑稽却耐人寻味的细节是，哈姆莱特在得知事实真相后几近崩溃，在露台上不断变换着位置，但不论他走到哪里，“父亲的鬼魂”都紧随其后，接连四次在地下发出“宣誓”的声音，以致哈姆莱特疯疯癫癫地说道：“说得好，老鼹鼠! 你能够在地底钻得这么快吗? 好一个开路的先锋! 好朋友们，我们再来换一个地方。”剧中，“父亲的鬼魂”威严庄重、果敢坚毅，其在城堡露台上的两次出场和在王后寝宫中的第三次出场均给人以巨大的压迫感。但此处哈姆莱特却将在地下逼迫他们宣誓的“鬼魂”戏讽为“掘地老田鼠”，由此产生出强烈的视差，令观众忍俊不禁。“父亲的鬼魂(老田鼠)”即便忍受烈焰灼烧也要在地下不断“折腾”，象征的是他坚定的复仇意志。虽然仅有短短数句描摹和刻画，但“老田鼠”的形象却深为马克思所喜爱。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写道：“革命是彻底的。它还处在通过涤罪所的历程中。它在有条不紊地完成自己的事业。1851年12月2日以前，它已经完成了前一半准备工作，现在它在完成另一半。……当革命完成自己这后一半准备工作的时候，欧洲就会从座位上跳起来欢呼：掘得好，老田鼠!”可见，经由马克思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老田鼠”这个莎士比亚笔下的“复仇先锋”形象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俨然扮演起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掘墓者，化身成一只为无产阶级革命开辟道路的“人民先锋”。结合19世纪无产阶级工人的生存境遇，即便正在历经着堪比“父亲的鬼魂”所经受的炼狱磨难，“老田鼠”依然在地下有条不紊地践行着自身的历史使命，完成着自己的崇高事业。

“鬼魂(幽灵)”作为将“老田鼠”与无产阶级革命紧密关联起来的中介形象，使戏剧《哈姆莱特》与《共产党宣言》《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之间呈现出一种互文式的语境。“马克思的理论著作中普遍存在修辞学上的‘互文性’：这些文本始终与其所化用、改造和发展的其他文本之间保持着互动开放关系。”莎剧《哈姆莱特》以“鬼魂”的揭秘和指令开篇，“鬼魂”的回归意味着复仇的开始；而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同样以“鬼魂(幽灵)”开篇，“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将复仇正义展现得淋漓尽致。1848年2月，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宣言之际，共产主义已经被公认为一种势力，旧欧洲的一切势力不仅将其描述为“幽灵”，还随时准备联合起来对其展开“神圣的围剿”。“共产主义的幽灵”反复出没在欧洲上空，正如“父亲的鬼魂”始终盘踞于城堡的露台之上，一切都将因“鬼魂(幽灵)”的显形而拉开序幕。在戏剧《哈姆莱特》开篇，“父亲的鬼魂”呼唤哈姆莱特为自己复仇，不断催逼他“让所有的考虑都服从于复仇这个唯一的任务”；面对旧欧洲的一切势力的联合围剿，马克思、恩格斯笔下的“幽灵”同样呼唤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他们不仅限于对资本主义展开理论批判，而是力图以实际行动推翻资本主义文明。《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结尾，马克思再度引用“老田鼠”的先锋形象，“在那些使资产阶级、贵族和可怜的倒退预言家惊慌失措的现象当中，我们认出了我们的勇敢的朋友好人儿罗宾，这个会迅速刨土的老田鼠、光荣的工兵——革命”。紧接着，马克思讲道：“欧洲所有的房子都画上了神秘的红十字。历史本身就是审判官，而无产阶级就是执刑者。”显然，《共产党宣言》开篇与《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结尾形成了紧密呼应，并共同与戏剧《哈姆莱特》构成了一种互文式的语境。马克思巧妙化用莎士比亚塑造的“父亲的鬼魂(老田鼠)”形象进行社会批判，通过象征着“复仇正义”的“幽灵”在修辞上渲染了革命的必要性、紧迫性和承担着“革命正义”的美学氛围。显然，《共产党宣言》《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的革命导向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历史目的是内趋一致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结尾论及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飞跃，而无产阶级革命试图超越在资本主义文明基础上建构的共产主义文明也将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结语

莎士比亚对现代文明之矛盾悖论的敏锐洞察，凝聚为《哈姆莱特》《奥赛罗》《李尔王》《麦克白》《雅典的泰门》等17世纪以来创作的一系列悲剧中激烈的对抗与冲突，并最终归结为告别戏剧舞台的最后一部作品《暴风雨》中以魔法作为途径而达至的喜剧性和解。通过这场颇具教化意义的“暴风雨”，人们终于反思到其实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比金钱和权力更为重要，比如朋友的友爱、恋人的誓言、君王的善治和公民的责任等。马克思对现代文明之矛盾悖论的分析研探，逐层深入地历经了文化批判、政治批判和经济批判三大阶段，虽然他生前未能完成《资本论》三卷四册的写作计划，但已然于政治经济学语境中预见了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路向。这一路向诉诸共产主义，但不同于戏剧《暴风雨》中老臣贡柴罗畅想的“共产大同”，寄希望慷慨的大自然自己产生出一切丰饶的东西以养育纯朴的人民；马克思多次强调科学技术在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过程中发挥的巨大功用，认为共产主义文明的历史性超越是在充分发挥“资本文明作用”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文明悖论的积极扬弃。其间，马克思大量借助莎士比亚文学以阐述资本的两种早期形式、货币金钱的增殖属性、信用契约的形式公正性、现代文明的发展潜能与趋势条件等问题,政治经济学批判与文学阅读的圆融交互无疑为晦涩的理论研究增添了几分通俗与生动；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开启并不断深化马克思与莎士比亚之间的思想对话，为我们观照社会发展、文明变革以及现代性建构等重大时代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与指导意义。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