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张云飞：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健康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与健康的基础。打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阻击战，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按照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科学指示和系统部署，我们必须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尽管病毒源头和传染机制有待在科学上查清，但从源头和本质上来看，如何从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健康的高度打赢这场阻击战，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急迫任务。

由生态环境因素引发和导致的疾病，尤其是流行病，是当今社会亟待有效化解的重大公共卫生课题。在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和新科技革命负效应的冲击下，作为一种不确定的存在，风险已经成为社会发展所必须经历的。这同样加快、加剧了环境风险和生态风险的扩散和影响，从而严重威胁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这样，就突出了生态环境健康的重要性。对此，可以从环境健康和生态健康两方面来认识。面对各类环境污染问题，环境健康主要关注的是环境与健康的关系问题，特别是环境污染对健康的有害影响以及如何有效预防。面对各类生态风险问题，生态健康本质上是一种生态关系的健康，既要求直接避免和有效防范生态破坏带来的健康问题，又要求发挥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在保持人们良好的健康状态、预防和治疗疾病中的作用问题。如果不能科学处理生态环境健康问题，就有可能演变成公共卫生危机事件。因此，国际社会已经开始高度重视这一问题。

能否保证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健康，直接关系着社会主义本质的实现程度和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与否。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生活环境和生产环境的污染导致疾病普遍流行，严重威胁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身心健康，对此，马克思、恩格斯展开了科学批判。在早期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恩格斯深刻指出，肺病、猩红热、伤寒等疾病之所以到处蔓延，是因为工人的住宅很坏、通风不畅、潮湿和肮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深刻揭露出了这方面问题。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之后，生物战和生态战直接成了帝国主义战争的残酷手段。例如，美国在越南战争中使用了落叶剂，在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使用了贫铀弹。这些战争手段对自然和人体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和危害，从而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反自然、反人类的本质，充分暴露了晚期资本主义的“生态帝国主义”的本质。与之截然不同，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凭借自身制度优势不断破解生态环境因素对健康的影响问题，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则蕴含这样的观点：生态环境问题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和身心健康。如果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做不好，人民群众的生活条件就会受影响，甚至会造成一些疾病流传。对于已经产生的严重危害人民群众正常生活和身心健康的生态环境问题，必须抓紧治理。例如，我国防治血吸虫、研制治疗疟疾的药物、战胜“非典”等一系列成就，都充分证明了社会主义保障人民群众身心健康的制度优势。

在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健康方面，社会主义同样能够发挥出其制度优势。党的十九大以来，根据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习近平深刻指出，生态环境尤其是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是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构成部分，因此，我们既要大力生产和提供更多优质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以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又要大力生产和提供更多的优质生态产品和生态服务，以满足人民群众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目前，按照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按照马克思主义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政治立场，按照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按照共享发展的科学理念，我们必须将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健康作为满足人民群众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重要内容和重要任务，切实将防范环境风险和生态风险作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重要任务，切实将社会主义国家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健康的制度优势有效转化为治理效能。

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健康要求必须切实维护生物安全。影响人体健康的生态环境因素大致可分为化学性、物理性、地质性、生物性四类。前三者主要涉及环境风险问题，体现为环境健康问题，应通过发展环境医学加以解决。对此，我们已形成了较为明确的政策思路。后一种因素主要包括细菌、病毒、寄生虫等。在这一领域极易发生生态风险。生态风险主要是指由于生态安全破坏而引起的自然环境的变化对人类的生命和健康造成的危险。生物安全风险是生态风险的重要方面。生物安全主要是指自然原因或人为活动导致的生物多样性减少、生态平衡破坏、外来物种入侵以及现代生物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所带来的潜在风险。为了科学而有效地化解这一类风险，必须加强生物安全的监督和管理，采取预防和控制措施，切实维护生物多样性、防范外来物种入侵、减少生物科技造成的生态环境污染，维护生态安全。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减少生态风险，切实保障生态环境安全和人民群众身体健康。这类问题体现为生态健康，应通过发展生态医学加以解决。目前，亟须加强这方面工作。

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健康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我们必须将保障国家的生态环境安全和保障人民的生态环境健康统一起来，将防范外来物种尤其是有害外来物种的入侵和维护国内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系统性、稳定性统一起来，将促进全球化的绿色发展和加强进出口检疫统一起来，牢记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切实提高疫情防控的科学性、系统性和有效性。

第一，我们要建立和完善生态环境风险的预警机制和联防联控机制，推动相关信息的开放共享，开展全方位工作，提高处理生态环境风险的能力。第二，我们要彻底排查整治公共卫生环境，加强人民卫生工作的人民性，加强医疗卫生工作的公益性，严格防范市场失灵，补齐公共卫生短板，加强城乡人居环境整治和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在此基础上，要将发展环境医学和生态医学纳入医疗卫生工作尤其是预防医学工作，加大对环境医学和生态医学研发的投入。第三，我们要依法加强市场监管，坚决取缔和严厉打击非法野生动物市场和贸易，尤其是要打击跨境野生动物捕猎和买卖行为，从源头上控制生态环境风险引发的重大公共卫生风险。同时，要依法引导企业安全发展。企业不能采用容易造成生态环境风险和劳动安全的生产方式和管理方式，要承担反对危害生物安全、生态安全和劳动安全的社会责任。此外，必须坚持安全发展的原则，依法推动现代生物技术和生物产业的安全发展，严格防范跨境研发和生产可能带来的生物安全风险。第四，我们要研究保障人民群众生态健康、维护生物安全的立法问题，研究将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需要、维护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写入宪法的可能性问题，这样，才能为防范生态环境风险演变成为公共卫生风险提供法律依据。第五，我们要加强生态伦理学教育，科学引导人民群众在科学认识自然规律的基础上，牢固树立“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科学意识，牢固树立“民胞物与”的生态伦理意识，学会敬畏自然和热爱自然。同时，要努力提高全民的生态环境安全意识，形成绿色化生活方式，推动形成保护生态环境的社会合力。这样，才能让人道和兽道各归其位，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总之，为人民群众健康创造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维护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严格防范生态风险和环境风险，确保人民群众的生态健康和环境健康，是我们打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阻击战必须做好的预防性和基础性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