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丨构建中国自主的信仰学知识体系——访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刘建军教授

    作者简介:

    刘建军,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教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编写组首席专家,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高精尖创新中心研究员,先后入选全国宣传文化领域“四个一批”人才工程、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等。

    信仰是人类社会和思想文化中的重大问题,也是中国学者普遍关注的重要课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界兴起了信仰研究的热潮,取得了丰硕成果。有学者提出了创建信仰学的倡议,并做了初步探索和尝试。那么,在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特别是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时代背景下,信仰学的创建情况怎么样?为此,我们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刘建军教授。

    (采访者简称▲,下同):刘老师,您好!我们都知道您是信仰研究的专家,长期从事这方面研究,也是主张创建信仰学的学者之一。能否请您谈谈您研究信仰和思考信仰学创建的主要过程?

    ●(被采访者简称●,下同):我最早接触和研究信仰问题,是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攻读硕士研究生学位的时候。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硕士论文选题时选了信仰研究的题目,并做了《论信仰的两个基本要素》这篇硕士论文。我的信仰研究就是从此开始的。

    当初之所以选择信仰的题目,是因为社会现实中出现了信仰问题。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由于多种原因,社会上出现了信仰危机的现象。人们感到震惊和疑惑,社会上也议论纷纷,报刊上开始了相关讨论。由此,信仰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注意到这一点,我才选择了这个题目。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我留校任教,在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前身之一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研究所工作。1992年,我考取了许征帆先生的博士生。在博士论文选题时我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研究,并完成了题为《论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科学基础》的博士论文。从硕士论文到博士论文,我从对一般信仰的研究走向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研究。

    从那时起到现在的40年间,尽管我也做了许多其他方面的研究,但对信仰或理想信念的研究始终没有中断,陆续发表了诸多相关著作,如《追问信仰》《马克思主义信仰论》《马克思主义信仰研究》《守望信仰》《信仰的呼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信仰问题研究》《信仰书简——与当代大学生谈理想信念》,还发表了一些相关论文。

    我的信仰研究也体现在教学上,使教学与研究相互促进。留校工作后,我曾在全校范围开设过一门选修课“信仰研究”,讲过几次。从2019年秋季学期开始,我开设了主要面向马克思主义学院本科生的特色选修课“信仰学概论”,至今已讲过四五轮。我现在的志向和想法是,结合课程的开设,写出一部较有分量的《信仰论》或《信仰学》,以作为创建信仰学的一个尝试。

    一、创建信仰学的必要性

    ▲:创建信仰学的前提是开展信仰研究,创建信仰学的目的是搞好信仰研究。请您先谈一谈信仰研究的学术意义。

    ●:首先,信仰研究是人类认识世界,特别是认识自我的需要。学术活动是人类认识活动的一部分,学术价值归根到底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价值。人对世界的认识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外在世界的认识,二是对内在世界的认识。不论是对外在世界的认识,还是对内在世界的认识,都会遇到信仰现象。信仰属于人的内在世界,但它同时也会外化为人的外在世界。它是一种精神现象,同时也表现为社会物质现象。人类的社会生活、制度体系和文化系统都被深深打上了信仰的印记。如果不研究作为社会现象的信仰,就不能深入地认识人类社会。同样,如果人对自身的信仰没有一定的了解和认识,不能揭开自身信仰生活的面纱,就不能揭示自身精神世界的奥秘,也就不能有真正的自我认识。从一定意义上讲,人的信仰现象是最神秘的一种现象,体现着人本身特别是人的精神世界的神秘性。增进对信仰的认识,也就真正推进了对人类自身的深层认知。

    其次,信仰研究是推进人类科学发展的需要,特别是推进人类精神科学发展的需要。人面对的主要有三类对象:一是自然,二是社会,三是精神。由此形成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精神科学。自然科学产生和发展得最早,接下来是社会科学的发展,而精神科学的产生最晚,因为其产生最困难,但它又最重要。人类的认识视野是不断扩大的,信仰现象必然会进入人类认识对象的范围。像对其他对象的研究一样,对信仰的研究是人类科学事业的一部分。如果没有这一部分,人类科学事业就会有很大的缺陷。

    最后,信仰研究是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需要。信仰研究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有着重要意义。一是它有助于拓展和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涉及信念问题和价值观问题,但对信仰的关注和研究仍然很不够,这妨害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精神现象研究中的深入。从一定意义上说,在马克思主义本体论、实践论、认识论、价值论的基础上再增添一个信仰论是十分有必要的。二是信仰(理想信念)研究有助于丰富和深化科学社会主义研究,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理论。如果说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归宿和结论,那么在科学社会主义中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归宿和结论。三是信仰研究有助于丰富和深化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是理想信念教育,而这种教育需要理想信念研究作为学术支撑。

    ▲:刚才您谈了信仰研究的学术价值,那么它有什么实践价值或应用价值呢?

    ●:信仰研究能够服务于人们的信仰生活,帮助解决有关信仰的困惑或困扰。首先,信仰研究的成果有助于帮助解决个人的信仰问题,为人的精神求索提供理论上的参考和帮助。从古至今,人类的每一个个体都有可能在生活中遇到信仰问题,只是程度不同或形式不同罢了。信仰研究能够打破长期以来人们对信仰产生的神秘感,从而有助于人的自我认识和信仰自觉。当代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和大学生,难免会有心灵上的困惑,有的就可能涉及理想信念或信仰问题。因此,对信仰的研究有助于大家从自身需要出发去思考和解决自己的理想信念问题。

    其次,信仰研究的成果有助于组织和团体解决内部的信仰问题。信仰既是个体现象也是群体现象。社会中有的群体或团体,其维系离不开共同信仰。有的组织本身就是信仰团体,共同信仰就是组织的纽带。我们党不是以党员的利益共同性而形成的党,而是依靠共同的理想信念而形成的党。弄清信仰的规律特别是信仰建设的规律,有助于为我们党加强和改进思想建设、坚定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提供理论支撑。

    再次,信仰研究的成果有助于国家和社会把握和处理自身的信仰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每一个国家或社会都有其总体性的信仰问题需要处理,而不能仅仅把信仰问题看作个人问题或团体问题而不予关注。世界上有的国家还有国家宗教,有的国家有主流宗教。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也有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信念的需要。从我国社会来说,信仰研究的成果有助于澄清思想信仰方面的混乱,有利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有益于党和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最后,从世界范围来看,信仰研究的成果有助于世界各国研究和处理全球性信仰问题。信仰问题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有些信仰问题还成为世界性或全球性问题。不同信仰的国家都有可能在精神上面对挑战,比如后现代语境中的虚无主义和信仰缺乏现象、不同宗教或不同教派的冲突问题、邪教以及恐怖主义问题等。这些都会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甚至会造成重大混乱。所有这些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信仰问题有关,并引起世界各国学者的关注和研究,而中国学者的探索和研究能够为其他国家的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信仰研究的意义您已经讲得比较充分了,接下来请您讲一下信仰学创建的意义。

    ●:首先,提出“信仰学”概念有助于在学术上正式地提出信仰课题和专业化地开启信仰研究。“信仰学”概念的提出意味着对信仰开展全面研究,可以使信仰研究一开始就有一个大的视野和框架。名称很重要,“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明确提出这样一个学科名称就能起到一种引领的作用。中国学者明确提出信仰学,也有助于形成一门能够跳出宗教学视野而专门研究信仰的科学。

    其次,创建信仰学能够使对信仰现象和信仰问题的研究具有学科平台和学科支持,使之从一种学者个人的零散研究变成一种具有一定组织性的学术共同体工作。信仰现象如此复杂而重要,仅靠个别人思考和研究是远远不够的,应该调动更多的人来进行共同的研究。为此,需要有共同的研究和交流平台,需要有一门大家公认的信仰学。现在世界上还缺少这样一门学科,因而从事相关研究的人都是分散的。国外对信仰问题的研究历时久远,但大多数渗透在对宗教和其他问题的研究中,很少独立地标举出来。尽管信仰学产生影响并得到人们的承认会有一个过程,但至少对中国学界来说,特别是对那些正在从事信仰研究的学者来说,肯定是有助于他们加强联系和共同研究的。

    再次,信仰学的建立有助于培养信仰研究的后备人才,形成更大规模的研究队伍,并实现信仰研究的可持续发展。信仰研究需要人才,特别是需要大量受过专门学术训练的人才。这样的人才应该在高等学校中培养,通过相应的知识学习和学术训练培养相应的研究能力,形成相当规模的研究队伍。信仰学的设立有助于使这方面的研究及成果进入高校的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体系。如果有一个信仰研究的学科,而且能在学校里开设相应的课程,那么学生们就能得到这方面的基本知识,掌握这门学科研究的基本方法,从而为未来从事专门化的信仰研究打下专业基础。

    最后,信仰学的建立能体现中国学者在人类科学文化事业中的责任和贡献。中华民族有5000多年的文明史,为世界文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从人类科学文化事业中的科学创设来说,今天的大多数哲学社会科学学科都是外国学者特别是西方学者建立的,中国学者的贡献不大。我们主要是跟在外国学者后面学习,最多做一些解释和发挥的工作。这种状况与中国作为大国特别是文化大国的身份是不相称的。新时代中国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和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可以使中国学者为人类科学文化事业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如果信仰学能够由中国人建立起来,而且是一门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那么就有助于提升中国学者和中国学术的世界影响力。

    二、信仰学创建的可能性

    ▲:信仰学的创建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这种可能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信仰学”创建的可能性在当代中国已经不只是一种抽象的可能性,而且是一种现实的可能性,因为我们已经具备比较充分的有利条件。

    首先,信仰问题在我国已经引起广泛而持久的社会关注,信仰研究作为一个学术课题和学术领域已经得到公认。研究开始于问题,但只有全面充分地提出问题,才能开展全面充分的研究。一门学科要想形成,最重要的前提是要全面充分地提出本学科所要研究的核心问题。信仰学的形成也是如此,它首先要能够全面充分地提出信仰问题。

    信仰作为一个问题在中国的提出是全面的,是党和国家、社会公众、学术界都共同关注和提出的问题。信仰是一个突出的社会现实问题。我国社会一度出现的信仰危机和信仰缺失有其积极意义,就是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使信仰成为社会方方面面都关注的重要问题。不仅社会公众关注,而且党和国家也高度关注,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再强调理想信念和信仰的重要意义,并作了十分丰富的理论阐述。这些对信仰研究具有促进和引领作用。

    其次,我国学界对信仰的研究已经有比较丰富的成果,为信仰学的建立提供了比较厚实的基础。科学的大厦不能建立在沙滩上,而必须建立在厚实的基底上。30多年来中国学界对信仰的持续关注和研究,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厚的前期成果,在此基础上为创建信仰学而奋斗是十分自然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我们党的文献中,特别是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信仰的论述中,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内容。这些论述和内容不仅具有政治意义和实践意义,而且具有学术意义。可以说,这是一笔关于信仰学研究的丰厚财富。当然,我们创建信仰学并不仅仅是在当前中国关于信仰研究的资源上做文章,而是也要吸收世界各国相关研究成果的营养和资源。尽管国外学者的信仰研究还相当分散,但由于其历史较长并且有更多的学术积累,因此这些也是我们创建信仰学所需依赖的宝贵资源。

    最后,中国学者已经明确提出了“信仰学”概念并开始了初步的阐释和建构工作。在学术意义上最早明确提出创建“信仰学”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著名学者吴稚晖。他在《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中提出了这个问题。他写道:“现在还不曾立一个信仰学,把宗教附属在它底下。毕竟让宗教一名词代表了一切信仰。反把种种非宗教的信仰,隶属在宗教学。惹得多数学问家而非宗教家的,常说宗教可以不信,宗教学殊有研究之价值。其实彼所谓宗教学,即指信仰学的全部。故宗教一名词,最好严格地限制了以神为对象。这又是宗教家求仁得仁,最所赞同。本来若将许多无神的信仰,羼入宗教学,虽是学问家所许,必非宗教家所乐。所以真要清楚,顶好是立一信仰学名词,把宗教学管领了起来……如此,信仰学是学问家所当研究。”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这里对宗教与信仰、宗教信仰与非宗教信仰以及宗教学与信仰学的区别进行了辨析。也就是说,他一开始就有一种突破宗教学而创建信仰学的自觉意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界兴起信仰研究热,并再次提出构建“信仰学”。1998年,笔者在《追问信仰》中简略地论述了建立“信仰学”的必要性和意义、信仰学研究的基本领域以及信仰学研究的角度与方法。2006年,中国传媒大学荆学民教授承担了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马克思主义信仰学研究”。他在申报书中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学”概念,并对建立这门学科的意义和设想作了论证。2012年,该项目的结项成果《现代信仰学导引》由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论述了构建现代信仰学的必要性,提出“在新时代的召唤下,研究、构建现代信仰学,已成为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的工作”。“现代信仰学该怎样来构建,委实是一个理论工程。从研究立场到研究对象,从研究原则到研究方法,从范畴论证到体系构建,都需要我们一步一步扎实的研究和探讨。”接着,作者还论述了现代信仰学的学科视野和现代信仰学的特质。

    在30多年的信仰研究中,不论是否使用过“信仰学”概念,学者们都在一定程度上进行着理论建构。当他们把“信仰”当作一种完整的综合性现象进行分析分类的时候,当他们在探讨信仰的核心结构和外围结构时,当他们形成关于信仰的理论论述时,都可以说是在从事关于信仰的知识生产或基本知识体系的建构活动。学界陆续出版的一些“信仰论”性质的专著都有作者相应的理论建构,比如冯天策的《信仰导论》、荆学民的《当代中国社会信仰论》、谷生然的《社会信仰论》等。除这些一般性的理论建构著作外,还有一些分支性的信仰知识体系建构,比如法律信仰、道德信仰、政治信仰等的研究和建构。可以说,“信仰论”就是关于信仰的理论,进一步说也就是信仰学。

    ▲:如您所说,创建信仰学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那么,这样一门学问为什么恰好在中国创建并由中国学者创建呢?在这个方面,我们有哪些有利条件呢?

    ●:在当代中国提出并创建信仰学有独特而有利的条件。首先是社会条件,即全社会的关注和重视,这一点上文已经说过。此外,还有多个方面的有利条件。我先谈一下话语优势。与西方话语相比,中国话语有其独特优势,这种优势体现在许多方面,尤其在“信仰”这一核心概念上得到最集中的体现。

    首先,中文“信仰”一词的构词比较完美。中文中的“信仰”一词本身就是自己的来源,而不像西方语言中的“信仰”那样有另外的起源,比如来自古希腊神话中女神的名字。中文中的“信仰”不是其他词汇引申和演化的结果,而是由“信”与“仰”两个有独立含义的汉字组成,前者指内心的相信和确认,后者指态度和行为的敬仰。将“信”“仰”二字合在一起形成“信仰”一词,内涵完整,形式和谐,生动传神。从“信”“仰”这两个字的构造上看,它们都是人字偏旁,清晰地标明了信仰的属人特性,体现了中国人对信仰的人文理解。

    其次,中文中的“信仰”一词明确而专一,能够成为一个成熟的学术理论概念。在中文中,“信仰”一词具有单一性和独立性,不易与其他相近词汇混淆。它与“相信”“信念”“信奉”等在字面上不同,很明显是不同的概念。相比之下,在西方语言中,“信仰”往往有不同的语词表达。比如,在英文中有两个不同的词表达“信仰”,一个是faith,另一个是belief。前者更多是在宗教信仰的含义上用,后者更多是在一般信念的含义上用,但又都不绝对,实际上二者经常混用。这就容易造成概念使用上的不统一和概念理解上的歧义。

    在中文里,“信仰”既是名词,又是动词。动词与名词的完全统一是一个很大的优点,在语言表达中具有极大的适用性和灵活性,而且语义保持不变。相比之下,英文中最有代表性的“信仰”(faith)只是名词,不能成为动词,而且没有一个与之完全相匹配的动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陷。加拿大比较宗教学家史密斯曾分析过这一问题:“晚近西方处境当中的另一个因素或者说是另一个症状就在于这样的一个事实,即不论是拉丁语还是现代西方各种语言都没有一个可以与‘信仰’(faith,fides,foi……)这个术语相匹配的动词,而只能勉强用一些词语来表示‘相信’(believe,credo,croire……)的意思……这种暧昧含糊性已经造成了极大的混淆,因为其产生意味着这两者即信条教义式的‘信念’(‘belief’)与‘信仰’(‘faith’)是同一的,而不是它的一种表达。”

    再次,在中文中,除了“信仰”一词,还有一系列相近用语,并形成了一个概念群,从而有利于表达人类复杂多样的信仰现象。邓晓芒认为:“在现代汉语中,与‘信’字相关的有一系列的双音词,如相信、置信、确信、自信、迷信、盲信、狂信、崇信、信念、信仰、信赖、信任、信奉、信心、信托、信守、信服……这使得‘信’字带上了极为丰富的含义。相比之下,西文就要单调得多。例如英文就是一个词belief或believe,代表汉语中的相信、信任、信赖、信条、信仰、信念等等;由此看来,如果要对与‘信’相关的词汇进行一番更细致的分类,采用现代汉语要比西文方便得多,更有利于我们搞清楚到底什么是‘信仰’,信仰和其他那些相邻词汇的区别究竟何在。而要从西文来处理好这个问题则几乎是不可能的。”

    最后,中文中的“信仰”概念在内涵上能够涵盖宗教信仰和非宗教信仰,从而是一个更具有一般性和普遍性的概念。在西方语境中,“信仰”通常指的是宗教信仰。即使作者所指并非如此,但读者们还是往往做如此理解。这是因为在西方社会中,不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宗教都有着巨大的影响。虽然近代以来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不断侵蚀着宗教的影响,因而西方人有时也在哲学和政治等其他含义上谈论信仰,但由于宗教文化已经融入社会心理,并对人们的思维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因而西方人通常还是以宗教为基础来理解信仰。这样的一种用法虽然有利于宗教信仰的研究,比如西方宗教学的发展就是一例,但却不利于一般信仰的研究,因为它无意中把“信仰”概念限定于宗教信仰,而忽略了其他信仰。因此,西方文化似乎缺少一个能够涵盖宗教信仰和非宗教信仰的一般层面的“信仰”概念。

    相比之下,在中国社会中宗教信仰并不具有全面性影响,因而在中国文化中“信仰”一词并不特指宗教信仰,而是一个超越于宗教信仰之上的总概念。它既可以用来表示宗教信仰或空想性的信奉,也可以用来指称对科学信念和社会政治理想的信奉,比如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这样,在中国语境中“信仰”概念一开始就能超出宗教信仰的范畴,成为一般性概念。这就有利于在信仰研究中摆脱宗教的干扰:一方面有利于摆脱特定宗教的立场来进行客观的观察和研究,另一方面有利于打开思路,形成比宗教学更广阔的视野。可以说,在中国文化中特别是用中国话语来研究信仰,有助于对人类信仰形成更全面、更深刻的理解。

    ▲:真没想到我们在学术话语上竟有这样突出的优势。话语是文化的体现,那么我们在文化上有什么优势呢?

    ●:中国传统文化在信仰研究上也有独特优势。刚才谈到宗教信仰,其实即使在表达宗教信仰的含义上,中国文化对信仰概念的理解也与西方不同,因为东方宗教与西方宗教是有差别的。如果像一些西方学者那样以西方宗教比如基督教作为宗教的标准,就有可能忽略东方宗教比如佛教、道教以及民间信仰的特征,从而影响宗教信仰研究的全面性。总之,在中国开展信仰研究的一个有利条件,就是能够把中国传统文化视野中的信仰理解纳入其中,这将有利于克服信仰研究中存在的欧洲中心论,尤其是克服以基督教为唯一真正的宗教或信仰的那种偏见对信仰研究的影响。

    中国人的信仰具有特殊性,是一种特殊的类型或形态。中国人的信仰本质上是一种非宗教的信仰,是世俗性信仰,即以人的世俗生活价值为中心的信仰。这在世界上是罕见的,代表着独特的信仰类型。长期以来,因其特殊而为人们所忽视或误解,因而其对于信仰学研究的特殊价值也未被发现。有些外国学者对中国人的信仰问题缺乏关注,有些外国学者虽有关注却得出错误的观察结果和学术判断。许多外国人认为中国人没有信仰,这样就把人类的1/5排除在信仰研究的对象之外了。如果不研究中国人的信仰,不了解中国人的信仰特点,就不能全面地了解人类的信仰现象,而对于中国人的信仰最了解的当然还是中国学者。当他们对自身的特殊信仰有了深入的理解之后,那么他们在信仰研究上就多一个思维的向度,从而对人类信仰有更全面、更深刻的把握。

    ▲:不仅我们中国人的传统信仰是独特的,而且现代中国人的信仰特别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也是独特的,对吧?

    ●:是的,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信仰的典型性是现代信仰研究的重要参照。政治信仰是除宗教信仰之外最突出的信仰形式。在现代的信仰研究中,必须把政治信仰纳入考察对象。而政治信仰现象最典型的应该是在中国,在于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建设。在当今世界上,中国共产党是最大的政党,也是信仰要求最明确、最彻底的政党。它要求党员信仰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而不允许自己的党员信奉宗教,这样就保持了政治信仰现象的纯粹性和典型性,而这当然是不可多得的研究对象和典型例证。同时,中国学者在研究信仰时还有一个有利条件,是可以借用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理想信念建设的思想资源。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信仰建设或理想信念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有丰富的探索和系统的建构,可以说已经形成一整套有关信仰的思想理论和话语系统。所有这些都为中国学者的信仰研究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话语资源。

    三、信仰学的研究对象与基本任务

    ▲:任何一门学科或科学都有自己的研究对象,而且首先要明确这一对象。那么,信仰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应该怎样把握这一对象?

    ●:研究对象可以做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从狭义上理解,就是指研究的客体本身是什么,这是很好理解的。从广义上理解,就是把它作为一个概括性、代表性的概念,把研究的对象、任务、内容、范围、领域、层次等都包括在内。

    如果要把信仰学的研究对象加以具体分析,可以划分为核心对象、外围对象、相关对象三类,这三类对象从内而外形成三个圆圈。其中,核心对象即信仰学最核心的研究对象,当然就是最明确最集中最典型的信仰现象。对这些现象,人们很容易看出它是信仰现象,比如世界上的几大宗教信仰。这些当然是最需要聚焦和集中攻关的对象。外围对象是处在核心对象外围的一些对象,它们可能是非典型的信仰现象,表面上不太容易看出是信仰现象,但在实质上又属于信仰范畴,是广义信仰的组成部分,对于这些对象也需要研究。至于相关对象,就是再向外拓展的一些对象。这些对象或现象本身并不属于信仰现象,而是另外的现象,但它们在某种程度或意义上与信仰相关。为了弄清信仰本身,就需要考察这些相关的事物,并在信仰与这些事物的关系中弄清信仰本身。比如理性,它本身不是信仰,但人们经常把信仰与理性相提并论并讨论它们的关系,因而成为信仰学研究的相关对象。在相关对象中,有确定的相关对象,也有不确定的相关对象。前者是指本身就与信仰有固定关联的对象,而后者的相关性则是在特定情况下才存在。也许它们之间并没有联系,但由于某种特定场景而产生关联,因而成为相关对象。从历史上看,已经有许多事物与信仰挂上了钩,我们看到了它们的相关性,但面向未来,还有许多其他事物可能会与信仰形成相关性,只是我们现在暂时预见不到。因此,随着信仰学研究的发展,其研究的相关对象也会越来越多。

    信仰学研究的领域十分广阔,大体上可以划分为四个基本领域:一是信仰论,二是信仰史,三是信仰思想史,四是现实中的信仰问题。

    首先是信仰论,即从理论上研究信仰,揭示其本质规定,形成关于信仰的基本理论。这种“论”的研究是静态的,但又是逻辑的。信仰论包括多个子领域:一是揭示信仰本质,说明“什么是信仰”,至少是形成比较好的信仰定义;二是揭示信仰的特征,通过几个方面的特征来进一步表明什么是信仰;三是揭示信仰的要素和构成,不仅对单个要素逐一进行研究,而且从总体上把握这些要素之间的结合,即结构;四是揭示信仰的作用。结构决定功能,在揭示了信仰的结构后,就要揭示它具有什么样的功能以及这些功能发挥什么样的实际作用,主要包括对个人和社会正反两个方面的作用。此外,还要对其作用进行适当的价值评价。

    其次是信仰史,即从历史上研究信仰,考察人类信仰的产生、发展与演化的过程和规律。这种研究主要包括两个基本方面:一是人类信仰演进的过程,二是人类信仰演进的规律。从过程角度来看,包括对信仰产生或起源的研究和信仰演化的研究。从规律角度来看,就是要通过对演进过程的考察找出演进的规律,并以此将信仰史贯通起来。如果没有这种规律,就没有贯通的主线索。由于在人类历史上社会以不同的民族或国家为存在形式,因此就需要研究每个民族或国家的信仰产生与演化的历史过程。在弄清楚所有民族和国家的信仰演化后,就可以在此基础上建构整个人类的信仰史。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有某些宗教史,这些是信仰史研究的重要成果,但不是唯一的和最重要的成果。

    再次是信仰思想史。作为文明传承的后来人,我们对信仰的研究并不是白手起家的,而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因此发掘和梳理前人对信仰的思考和研究是我们信仰学的重要任务,甚至是一种前提性的基本任务,因为我们研究一项课题总是先要做学术史梳理,掌握前人已经取得的成果,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这样我们就会发现,古往今来许多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都对信仰有过直接或间接的谈及,有的甚至有比较系统的看法。所有这些都分散在极为广泛而丰富的史料和著述中,需要我们一点一滴地进行搜集整理,一个人一个人地考察。

    最后是现实中的信仰问题研究。这种研究既不是纯理论的,也不是纯历史的,而是现实性的,是面向现实中的信仰问题加以考察和研究。这种研究具有三个方面的属性:其一,这是一种现实性研究。它所关注的领域就是现实生活,就是当下社会中发生的各种现象和问题,从中发现属于信仰的新现象。其二,它是一种问题式研究,从现实生活中发现信仰问题,并围绕着问题进行考察和研究。其三,它是一种应用性研究,将已经得到的研究成果特别是理论成果运用于观察和分析现实中的信仰现象,运用于解决现实生活中的信仰问题,为人们提供一定的指导和参考。

    ▲:在确立了研究对象后,还要进一步明确研究任务。那么,应该如何把握信仰学研究的任务呢?

    ●:在我看来,信仰学的研究任务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通过现象考察来把握信仰的本质。信仰学研究从对信仰的现象层面开始,直接面对各种信仰现象。这是信仰学研究的起点,但是研究不能停留在现象层面,而是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努力揭示人类信仰现象的本质。现象层面的任务就是描述和确认信仰现象,为后续的研究打下坚定的基础。对现象本质的研究主要是指揭示信仰的某个或某些本质特征。特征是对现象的概括,它既可以是现象层面的概括,也可以是本质层面的概括。当我们讲特征或基本特征的时候,已经不再处于现象描述层面,而是进入本质抽象层面。这里的抽象又可以是多方面的,信仰的本质特征可能并不只有一个,而揭示出信仰的本质特征是信仰研究的任务要求。

    二是通过背景考察来把握信仰的定位与作用。信仰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总是存在于一定的社会背景下,要想确定信仰的定位,就需要考察其存在的背景和条件。同时,信仰还与社会其他方面存在着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正是在这个互动中信仰发挥着自己的作用。信仰研究就是要把信仰放在人生和社会生活中,放到人类的文化创造和文化事业中,以及放到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过程中,来把握其地位和作用。揭示信仰的地位和作用,分析其功能、作用与价值,是信仰学的重要任务。

    三是通过过程考察来把握信仰变化发展的规律。信仰是一种活动,而活动是一个过程。信仰作为活动是一种历史性活动,其运行、变化和发展都是一个过程。因此,不能把信仰现象当作一种固定的事物而静态地考察,而必须把它作为动态过程特别是历史过程来进行全程性考察和研究。我们不仅要考察个体信仰的过程性,而且要考察群体信仰的过程性,还要考察社会共同信仰的过程性。过程的考察有不同的层次:初级层次是对过程进行梳理,把过程描述出来,把人类信仰的各种现象放在历史过程中加以排列,以体现过程的完整性;中级层次是对完整过程的阶段性特征进行更具体的把握,对过程进行阶段划分,把握不同阶段的特点,在阶段性与连续性的统一中进一步理解和把握信仰过程;最高的层次则是通过对过程的描述和分析,把握贯穿于全过程并决定着全过程的规律,即从信仰演化发展的过程中发现内在的联系,从而揭示信仰变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在发现了信仰变化发展的规律之后,还要用规范的科学语言将其表达出来。只有这样,对规律的认识才算是到位了。

    四是通过知识积累来建构信仰学知识体系。对信仰现象进行研究的过程,揭示信仰的本质和规律的过程,也是信仰学知识的形成与积累的过程。研究的结果在得到证实之后要及时地转化成可靠的知识,并在学科内积累起来。同时,知识的积累过程并不是杂乱无章地越积越多的过程,而同时也是一个整理的过程。特别是当知识的积累达到相当的规模之后,就要对本学科的知识进行系统整理,使之成为一个自洽的知识系统,建构起自身的知识大厦。黑格尔在《小逻辑》中说:“哲学若没有体系,就不能成为科学。没有体系的哲学理论,只能表示个人主观的特殊心情,它的内容定是带偶然性的。哲学的内容,只有作为全体中的有机环节,才能得到正确的证明,否则便只能是无根据的假设或个人主观的确信而已。”这个思想是正确的,对我们建构信仰学体系是有启示的。

    五是通过原理运用来服务实际生活。在形成学科体系之后,信仰学研究的任务并没有完成,它还要用自己的理论去解释现实中的信仰现象,去研究如何有效地指导人们的信仰生活。因此,服务社会也是信仰学研究的重要任务。

    总之,信仰学的任务,就是通过对信仰现象的研究,揭示信仰的本质和规律,并进而对信仰现象作出合理解释,形成自身的科学体系,并为人们的信仰生活提供有益指导。

    综上所述,信仰学是一门着力揭示和把握信仰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的科学。为了揭示和把握信仰的本质和规律,就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并结合其他多种研究方法,不断推进信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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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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