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马克思关于世界体系的讨论虽然分散在《资本论》各个章节之中，却形成一种具有范式意义的整体性逻辑。概括而言，马克思的总体思路是：在深入批判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具体展现近代世界体系的建构历史和主要架构，同时在世界体系的维度上来考察资本主义的本质及其历史命运。更具体地说，马克思在准备和写作《资本论》的过程中对近代世界体系的起源过程、核心动力、基本结构、主要手段、内在矛盾和未来出路等多个方面做了深刻剖析，进而开创了一条以社会主义运动引领世界体系转型的新路。这一范式不仅超越了同时代人的思想视域，更为我们提供了认知和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思想武器。

关键词

资本论；世界体系；资本逻辑；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简介

兰洋，男，汉族，中共党员，1989年8月生，湖南醴陵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研室副教授。

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世界体系（World System）始终是国内外理论界关注的焦点问题。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认为，和平、福利、正义等价值构成了世界体系的规范性内涵。[1]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则主张“世界体系反映了一个地区或一种文明对它认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正安排和实力分布的本质所持的理念”[2]。世界体系学派更是意图以“一体化”视角诠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演进图式和发展规律。[3]不过，当我们回顾思想史就会发现，早在19世纪，马克思就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提出一整套基本范畴、认知逻辑和分析范式，建构了世界体系叙事的重要范式。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前所未有，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一步梳理和研究马克思的相关论述，有助于我们科学地把握近代以来世界体系运演的内在逻辑，并使之作为一面“镜子”帮助我们透视现实问题，回应时代提出的挑战。

马克思视野中世界体系的出场逻辑

马克思对世界体系的思考贯穿了他的一生。大体说来，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是在批判“解释世界”的旧哲学中触及这一论题的。当时，统治欧洲的是法国大革命后建立的维也纳体系，俄、普、奥、法等专制政府借着“正统主义”的名义来镇压一切进步力量。马克思注意到黑格尔的“君主主权论”与“正统主义”之间的暧昧关系，因此力图通过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方式来消解专制主义理论基础。一方面，马克思强调世界体系并不是黑格尔式的绝对精神辩证运动的产物，而是国际分工和普遍交往的历史结果；另一方面，马克思要求以人民主权取代君主主权作为世界各国通向和平、平等与繁荣的政治前提。1848年革命后，随着国际形势与革命任务的变化，马克思对世界体系的考察不再借助于哲学批判的迂回路径，而是转向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来“洞悉国际政治的基本秘密”。[4]此时，马克思的主要工作是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借助于对一系列国际事件如东方问题、波兰问题、殖民地问题等的分析，揭露出隐藏在所谓的“维也纳和平”背后的险恶内幕。在马克思看来，无论是资本主义的英国，还是专制主义的俄国，都完全无视其他民族的利益，发动争夺利益的战争，坚持“强权即是真理”的国际关系法则。这就是维也纳体系外衣下列强外交的实质逻辑，也是国际社会动荡不安的主要原因。

马克思雕像（德国特里尔）

在19世纪50年代末尤其是60年代，马克思进入《资本论》的准备和写作阶段，此时他的主要工作是对资本主义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与此相应，马克思对世界体系的探讨也逐步深入到资本逻辑之中：以资本的内核展开来说明世界体系的显性特征，同时将世界体系的形成视为资本实现自身的必要条件和内在要求。这一双重关系在马克思拟定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思路时得到确证。比如，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概括了他预备研究的五个部分：（1）一般的抽象的规定；（2）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4）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率；（5）世界市场和危机。[5]显然，第4、5篇是把资本主义作为一个世界体系来考察的。随着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大约在1858 年，马克思将原有的五篇结构重新拟定为六个分册：“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6]很明显，这里的后三个部分实际上更为明确地归属于世界体系的内容。综合上述写作计划，马克思在为《资本论》谋篇布局时已经实现了一个重要的视角转换：世界体系的变化不再仅仅体现为国家之间的斗争、妥协和权力关系，而是将国家行为内嵌于资本的增殖逻辑及权力逻辑之中，将国际关系的浅层表现还原为资本的内核展开。此时的马克思深刻洞察到，近代世界体系的论述起点不应当局限于政治国家，而应当延伸到资本这一特定论域之中。资本就其本性而言是一种世界性的力量，资本的拓展必然要求建立符合其需要的世界体系。反过来讲，近现代世界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是资本实现自身的历史过程。

当然，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的实际写作中没有完成后三册的内容。我们今天看到的《资本论》四卷的格局中，并没有出现属于世界体系及其构成要素（比如“国家”“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的明确章节。但是，这并不代表《资本论》的理论视野限于一国之内，更不意味着马克思放弃了在资本扩张与世界体系之间建立必然联系。一方面，马克思曾明确做出解释：“一般说来，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和生活环境。但资本主义生产的这些比较具体的形式，只有在理解了资本的一般性质以后，才能得到全面的说明；不过这样的说明不在本书计划之内，而属于本书一个可能的续篇的内容。”[7]换言之，马克思是为了集中论述资本的一般性质而暂时在结构上搁置了对世界体系及其构成要素的讨论。另一方面，在具体的写作中，马克思实际上论述了大量有关世界体系的内容，形成一种具有范式意义的整体性逻辑。毋庸置疑，进一步发掘和阐释马克思的这些探讨，无论对于我们完整理解《资本论》的写作过程和深刻内涵，还是理解近现代世界的本质特征，都具有重大意义。

《资本论》论述世界体系的主要内容

正如上文所指出的，马克思关于现代世界体系的讨论是分散在《资本论》各个章节之中的。概括而言，马克思的整体思路可以表述为：资本主义和世界性体系具有内在共生而非偶然的关系，必须在深入批判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具体展现近代世界体系的建构历史和主要架构，同时在世界体系的维度上来考察资本主义的本质及其历史命运。更具体地说，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立足于资本主义与世界体系之间的动态关系，以总体性和历史性的视野论述了近代世界体系多方面的内容。

第一，资本主义的起源与近代世界体系的诞生是同一过程。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有一个重要特点，即从始至终都是用世界性的眼光来看待资本的形成发展史。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16世纪揭开了资本的现代生活史。”[8]为什么资本主义发端于16世纪呢？这是因为地理大发现让更广大的地域首次连接起来，为大规模的原始积累创造了条件。在这一过程中，诞生了近代历史上第一个涵盖广大地域的世界性体系——西班牙和葡萄牙主导的殖民体系。殖民体系大大助推了资本主义的两个前提条件——劳动力与劳动资料的分离以及大量货币资本——的形成。首先是国际贸易极大动摇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改变了西欧地区的人口分布和职业结构，催生大批丧失生产资料的劳动者。其次是随着美洲矿场的开采、奴隶贸易和赤裸裸的掠夺，大量的黄金白银流入西欧，为资本主义提供了所需的货币条件。马克思这样写道：“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9]可见，资本主义的兴起并不是简单源自封建社会的长期积累，同时也与殖民体系的创立直接相关。可以说，通过殖民扩张建立起来的世界体系在资本主义的生成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近代世界体系的出现与资本主义产生是同一个过程。

罪恶的大西洋三角贸易

第二，资本逻辑为近代世界体系提供了核心动能。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的增殖和扩张是近代世界体系独有的驱动力。马克思非常熟悉欧洲历史，他早在《克罗茨纳赫笔记》中就发现古代欧洲存在区域性的国际体系（如古希腊城邦体系、罗马帝国）。但是由于这些体系的“资源-权力”类型源自于“超经济因素”（主要包括军事力量、血缘关系、宗教统治等），因此在扩张和整合能力上存在天然的限度。这一思考在《资本论》中得到进一步发展。马克思深刻地揭示出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冲破古代社会的限制，形成涵盖广大地域的世界性体系，核心原因在于资本具有增殖逻辑、空间逻辑和权力逻辑。

首先，资本为了实现自我增殖，需要建立稳定的全球生产链条，通过国际分工和政治关系源源不断地实现价值转移。这一过程中包含着“摧毁-建构”的双重逻辑：一方面，资本要清扫一切阻止其增殖的地理障碍，摧毁一切自给自足的区域性经济，不断将势力范围扩大到非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另一方面，在全球性经济扩张的基础上，资本会推动建立一套保障增殖进程顺利进行的系统，这套系统在国家内部表现为统一的国内市场和民族国家的集权化过程，在世界范围内则表现为国际分工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全球政治秩序的确立。因此，从资本的增殖需要来说，建立世界体系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10]。这构成了近代世界体系得以确立的前提。

其次，资本具有“用时间消灭空间”的能力。《资本论》揭示出空间不仅可以作为资本扩张的手段，更是一种可生产剩余价值的稀缺资本，即资本空间化和空间资本化的双向过程。货币的大规模使用和资本的多重虚拟形成了有效的脱域机制，使得交换关系的循环得以穿越悠远的时空距离，为涵盖广大地域的世界体系提供了媒介。但是，资本空间生产全球化并非遵循均衡的逻辑展开，而是等级性和虹吸式的：资本不断开掘生产成本更低的空间，却将剩余价值吸收到中心区域。其结果是催生了“三个从属于”的全球体系。这种等级性的关系构成了近代世界体系的核心。

最后，资本的无限扩张必须建立在权力的无限积累之上。资本谋求规模扩张和空间扩张的过程，同时也是谋求权力扩张的过程。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说：“一国可以不断攫取另一国的一部分剩余劳动而在交换中不付给任何代价。”[11]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正如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分离赋予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支配性权力，当原本在工厂内部的“支配逻辑”演变成世界范围内的“殖民逻辑”时，掌握生产资料的国家也就具有了支配落后民族和国家的权力。民族国家内部的劳资关系矛盾上升为“中心-边缘”国家之间的矛盾，整个世界变成资本和反资本相互斗争的空间。[12]这构成了近代世界体系的实质。

第三，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具有双重结构。马克思以资本和民族国家的关系作为出发点，揭示出近代世界体系的复合结构——以世界市场为核心的经济结构和以强权统治为核心的政治结构。首先，世界市场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它使各国经济连为一体，使得整个世界的运转模式日益的国际化。正如马克思所说，“生产以及它的每一个要素都表现为总体”，以致“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13]在国际交换中，由于英国等中心国家具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在贸易中便能用少量劳动换取处在国际分工外围的国家和殖民地的大量劳动，这样一来，国际超额利润就被源源不断地以看似“正常”的贸易手段进行转移。马克思洞察到，近代世界体系在深层架构上从始至终都隐匿着高度的不平等性，资本主义的国际分工和价值交换是制造国际剥削的土壤。其次，资本主义重塑人类社会的政治权力和规则体系，其显性表征就是主导国家之间的复杂博弈和强国对弱国的支配关系。在《资本论》第1卷第25章中，马克思着重讨论了殖民地对资本主义存续的价值，并得出结论：那些在国际分工中占优势的国家，能获得分配利益的主导权，进而在国际政治权力体系中占据更高位阶。这种斗争最终必然演变为一个由宗主国与附属国构成的政治系统。最后，马克思指出将经济-政治体系联结在一起的是霸权。近代以来的世界体系依赖于霸权或者几个列强之间的均势。当霸权能够维持体系并顺畅地进行价值增殖时，整个体系是相对稳固的；当霸权衰落已经无助于价值增殖时，就会发生中心国家的兴衰交替和权力倒手。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内嵌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的，其本质是“以资本为枢轴的综合权力——较大权力对于较小权力——的支配和统治”。[14]

第四，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是国际剥削的两种手段。在马克思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学中，存在两种尖锐对立的观点。斯密和李嘉图认为，自由贸易将带来人类的普遍福祉；而李斯特等人则主张，保护关税制度才是后发国家实现自身发展的最佳路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研究过程中对上述两种观点进行深刻透视。一方面，对于资本主义的自由贸易学说，马克思指出：“到底什么是自由贸易呢？这就是资本的自由。”[15]资本主义国家推行自由贸易政策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让各国走向共同繁荣，而是给资本增殖提供更大空间，攫取更多非正当的利润。无论是斯密的绝对成本学说，还是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说，都试图用“商业互惠论”来掩盖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强国对弱国、富国对贫国的不公平结构。另一方面，针对保护关税制度，马克思指出：“保护关税制度不过是在某个国家建立大工业的手段。”[16] 如果说18世纪和19世纪上半叶欧洲各国推行保护主义还主要是为了保护弱小的本国工业的发展，那么《资本论》以及晚年恩格斯的一系列著作则深刻揭示出，在垄断资本的支配下，“保护关税制度”已经变为一种有力的进攻性制度，用以实现排他性占有。在马克思看来，“保护关税制度”本质上是垄断资本面对利润率下降、资本周转时间延长、生产大量过剩等不利因素时所做出的回应，表明了资本主义竞争真正走向“零和状态”。总之，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只是处在不同阶段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付国际竞争的手法和政策，对工人阶级和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而言并没有根本的不同。相较而言，自由贸易更有利于先进生产方式的普及，也更能激发资本主义的全部潜能。因此，马克思说：“我们赞成自由贸易……因为所有这些矛盾一旦拧在一起，互相冲突起来，就会引起一场斗争，而这场斗争的结局则将是无产阶级的解放。”[17]

第五，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必然走向危机。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在世界一体化条件下，“资产阶级生产的一切矛盾，在普遍的世界市场危机中集中地暴露出来”。[18]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已经敏锐地察觉到“资本集中”的历史趋势。这种转变的直接后果是，资本竞争由国内竞争变成国际之间的斗争，并最终形成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国家经济体”(National Economies)之间的全面冲突。这样一来，列强之间的矛盾变得更加不可调和，局部的、区域的、暂定性的矛盾升级为全面的、世界性的、普遍化的矛盾。另一方面，由于资本的存续和权力依赖于剩余价值的剥夺和转移，必然造成中心国家对边缘国家、工业国家对农业国家、西方列强对殖民地的系统性剥削。这将激起被压迫民族和国家的持续反抗，成为不断突破整个体系的矛盾点和“薄弱环节”。上述两种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始终处在自我消解与重建的悖论性周期之中。资本永远试图建立某种稳定性来便利其行动，却又不得不将这一体系破坏。当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彻底变革需要一个长期过程。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的“两个决不会”同样适用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分析。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尽管充满各种矛盾，但在全球化未得到充分发展之前，还有暂时缓解矛盾的办法。马克思指出：“世界市场危机必须看作资产阶级经济一切矛盾的现实综合和强制平衡。”[19]可以看到，实现这一“强制平衡”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在正常条件下，可以通过对外贸易转移国内经济危机，“把矛盾推入更广的范围，为这些矛盾开辟更广阔的活动场所”[20]。而当整个体系出现重大危机时，就不得不通过非正常的手段（比如发动局部战争乃至世界大战）来进行体系的重组和再造。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

第六，超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理论筹划。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悖论性循环是以更大范围、更加剧烈的危机为代价的，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正如《资本论》所揭示的：“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限制，这些限制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21] 这意味着只有扬弃“资本-霸权”的经济政治逻辑，才能真正打破世界体系周期性重建的历史循环。基于这样的意识，马克思提出了建构“真正的共同体”，为国际社会和人类文明的发展指明了全新道路。

首先，“真正的共同体”的核心是扬弃资本逻辑。打破资本的增殖逻辑，意味着以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取代资本的狭隘利益，以全人类共同控制下的生产力发展取代资本的无节制的增殖运动。打破资本的空间逻辑，意味着改变“中心-边缘”的等级性结构，国际事务不再由少数强权说了算，而是各国无论大小都能共同参与，以协商合作的方式解决国际分歧。打破资本的权力逻辑，意味着世界体系的变革不再是简单的权力移位和霸权交接，资本对劳动、强势民族对弱势民族、大国对小国的统治等不再具有天然的合理性。

其次，“真正的共同体”的主要特征是平等化。马克思站在历史辩证法的高度指出，资本空间生产全球化的历史限度表明，平等化是未来世界体系的原则内涵。从本质上说，近代世界体系，无论是维也纳体系、凡尔赛体系还是华盛顿体系都是支配型，都遵循“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因此体现出不同程度的“非共同性”；而马克思所畅想的“真正的共同体”则是将自身的利益同世界各国的利益有机结合起来，统筹本国本民族发展与世界发展两个大局，其本质是等级性国际关系向平等化国际关系的转化，霸权型世界体系向协商型世界体系的转型。

最后，“真正的共同体”的现实力量是社会主义运动。世界体系的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经认识到资本主义依然具有生命力。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进步力量无所作为呢？马克思指出，一方面，世界体系使得民族国家内部的劳资关系矛盾国际化，因而社会主义力量实现自我解放与推动民族平等繁荣之间具有内在一致性；另一方面，世界体系的决定性变革不可能在资本主义内部获得完成，只能依托于社会主义力量的出现和壮大。社会主义力量的阶级性质决定了其对外政策以人类的普遍解放为宗旨。只有社会主义力量才能真正将国家和民族一律平等地视作国际交往的基本单位。马克思进一步认为，世界体系的变革取决于两点：一是社会主义利用与规制资本逻辑的实践，既锚定了社会形态的社会主义属性，又创造了高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效率和经济绩效，在实践上发展出超越资本主义国际分工的物质基础；二是民族平等合作与社会主义领导之间相互促进，在社会主义的旗帜引领下，不断推动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合作。

总之，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对世界体系的思考构成相互联系又层层深入的整体。马克思主要是以资本主义社会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将对世界体系的解剖置于对资本主义的起源、发展及其运动规律的分析之中。在此意义上可以说，离开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就无法真正理解世界体系的真实架构。同时，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分析从一开始就是世界性的，因此也可以说离开了马克思的世界体系思想，就不能掌握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和全貌。世界体系与资本主义就是在这种同生共长、相互促进的关系中向前推进的。

马克思“世界体系”思想的时代启示

从上述论述可以看到，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对世界体系的论述有着双重贡献：一是作为研究的视野和方法，马克思用总体性的眼光和体系性的观点来看待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看待资本主义全球扩张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现象及其相互关系；二是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对近代世界体系的起源、本质和未来出路做了深刻的剖析，开创了一条世界体系转型新路。综合而言，马克思资本批判视域中的世界体系叙事强调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自主发展的权利，反对资本无序扩张，反对霸权强权，反对集团政治，代表了世界人民的普遍愿望以及人类文明的进步方向。毫无疑问，马克思的上述贡献不仅超越了同时代人的思想视域，更在当下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当前，世界变局加速演进，人类面临两种前景之间的选择：一是继续走过去几百年的老路，维持包含着等级性、支配性和非共同性的旧的国际秩序；二是超越资本和霸权的统治，推动世界体系向着平等化、合作型、共同性的方向发展。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后者才是符合世界各国各民族共同利益的方案。

今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仍然受困于马克思早已揭示的资本逻辑和霸权逻辑。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在一开始就潜藏着资本自身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这决定了它永远处在动荡不安之中。经过数百年的演变，时至今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这些弊端日益凸显，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愈发严重。特别是近年来，随着资本主义核心国家的力量趋向衰弱，其维持全球高附加值产业、金融系统和尖端技术垄断的能力逐渐枯竭。少数国家不得不频频祭出保护主义、贸易战等手段来遏制新兴国家的崛起，甚至不惜通过煽风点火引发地区紧张局势，采用极端手段收割全球剩余价值。这种种行为不仅暴露了不平等的国际体系的结构性矛盾和深层次问题，更是背离了世界各国的普遍利益，必然带来人类社会的“囚徒困境”和“公地悲剧”。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面对世界的变局与人类发展的普遍难题，社会主义的中国继承了马克思关于世界体系的思想，通过实际行动坚持与世界各国命运与共，在紧密联系世界中发展自身，又以自身发展促进世界繁荣稳定。必须指出的是，在马克思看来，世界体系的发展是主观努力与客观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不可能一蹴而就，必然包含若干阶段。历史演进的内外条件不同，面对的主要挑战和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也必然不同。因此，我们在认知和应对世界大变局时，必须坚持具体策略与最终目标相联系。按照马克思所指明的思路分析“中国方案”，可以看到它既坚持了马克思思想的世界历史视野、人文情怀、实践指向，又具有特定的时空指向、主体维度和实现方式。

一方面，“中国方案”并不主张完全放弃现有世界体系，不主张彻底“另起炉灶”，而是要推动世界体系向着“共同参与、协商合作”的平等化方向转型，推动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这意味着“中国方案”一定程度上超越近代国际体系所建构的“虚幻的共同体”，但并不是直接就通向马克思所说的“真正的共同体”阶段。因此，必须正确区分阶段性任务与长期性趋势。既要以阶段性思维分析和判断当前情势，分清轻重缓急；又要时刻注意主要矛盾的变化，避免错失重要的历史机遇。另一方面，“中国方案”继承了马克思“人的全面解放”的价值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命题，站在全人类利益上来考虑问题，不断推动更加公平正义的世界体系的形成。这与马克思建构理想社会、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相呼应，符合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通向更高级国际文明的必经之路。综合上述两个方面，可以得出结论：其一，促进包容性和共享性的世界体系的构建，正是“中国方案”的世界历史意义；其二，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引领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建设协商合作的国际关系，构成了人类文明历史性变革的“关键变量”。

综上所述，澄清《资本论》语境中的“世界体系”概念，为我国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中确立自身的发展道路提供重要启示，无疑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维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维护国际公平正义。”[22]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高度，汲取中华文明中的优良养分和党在国际交往中的实践经验，我们正在形成和完善关于世界体系的自主话语，为解决人类问题、实现国际正义、推进全球治理模式变革提供“中国方案”。归根到底，构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新型世界体系，才能真正解决世界性问题、实现国际公平正义、提升全人类的福祉，这是马克思对世界体系的研究为我们提供的最深刻的时代启示。

注释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起源的解释范式转换及其当代价值研究”(21CKS012)的阶段性成果。 

[1] 参见[英]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张小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67页。

[2] [美]基辛格：《世界秩序》，胡利平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序言第18页。

[3] 参见徐玉立：《资本主义：对沃勒斯坦的解读》，《理论界》2014年第2期。

[4] 兰洋：《马克思批判维也纳体系的演进逻辑及其当代价值》，《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3年第2期。

[5]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2-33页。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8页。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6页。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1页。

[9] 同上，第860-861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88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84页。

[12] 参见董彪：《马克思的资本批判：从增殖逻辑到权力逻辑》，《哲学研究》2021年第9期。

[1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74页。

[14] 吴晓明：《“中国方案”开启全球治理的新文明类型》，《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10期。

[1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56页。

[16] 同上，第758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295-296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610页。 

[19] 同上，第582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5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91页。

[22]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