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陶文昭，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教育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教指委副主任委员。入选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主持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项目等国家级项目10余项，在《马克思主义研究》《求是》《人民日报》等发表论文400余篇。

［摘  要］

推进党的创新理论学理化研究阐释，是一个亟待加强的重要问题。党的二十大之后，习近平明确提出学理化是党的创新理论发展的内在要求。要明晰概念，把握好学理化与体系化等相关概念的内在联系与微妙区别。学理化的本质是推动理论向科学化、系统化方向深入发展，核心特征集中体现为概念精确、逻辑自洽与学理深刻等。推进党的创新理论学理化，要将党的创新理论的内生学理进一步进行强化和显化，使之更加成熟、更好运用、更好传承、更好传播。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把握整体、抓住重点、协同发力，以体系化实现理论整合，以学科化推动理论发展，以哲理化夯实理论根基，以学术化增强理论韧性。

［关键词］

党的创新理论 学理化 内在要求 推进途径

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是当前关于党的创新理论研究的一个前沿、热点问题。在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中，相较于针对体系化的研究，针对学理化的研究显得更少一些、更薄一些，似乎也更难一些。然而，党的创新理论的学理化与体系化是内在一体的，两者要协同推进。学理化是提升理论高度、积淀理论深度、增强理论韧性的一个关键方面，是亟待强化和补齐的研究短板。就关涉党的创新理论学理化研究阐释的一些基本的、重要的问题作一些思考和探究，是十分必要的。

一、学理化的基本特征    

明确提出推进党的创新学理化研究阐释的要求，是在党的二十大之后。过去，党的重要文献没有直接使用过这个概念。2023年3月1日，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建校90周年庆祝大会暨202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提出：“各级党校特别是中央党校要进一步拓展研究阐释的深度和广度”，“加强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阐释工作，在体系化、学理化上下功夫”。这里出现了“学理化”这个新的重要的概念。2023年6月30日，习近平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就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进行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提出：“推进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是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和重要途径。”推进党的创新理论学理化成为这次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此后，在2024年11月对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作出的重要指示以及2025年9月对党校（行政学院）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中，习近平继续强调“聚焦学习宣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着力深化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强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的问题。由此，学理化与体系化一道成为近年关于党的创新理论研究的标识性要求。

概念明晰是学理讨论的前提。如果概念不明、内涵不定、外延不清，就可能在学术探究中出现看似讨论激烈、实则各说各话的现象。对于新出现、新使用的概念，对于影响全局的核心概念、重大概念，对于共识有待形成、理解还有歧义的概念，更是要做好这个基础工作。“学理化”正是这样的新的、重大的、需要明晰的概念。而在使用这一概念的过程中，也的确出现了一些需要予以针对性解决的问题。近年来，随着加强党的创新理论学理化研究阐释成为学界重点关注的课题，各类文章不断增多，其中不乏探索启迪之作。但与此同时，如同热度中总伴随泡沫一样，也有些文章尤其是重在宣传阐释的普及文章，在没有对“学理化”这一概念进行清晰界定的情况下洋洋洒洒行文，出现了一些概念模糊和混淆现象。比如，有的新瓶装旧酒，把其他类似文章中的关键词替换为“学理化”，就成为阐释党的创新理论学理化的文章；有的略显杂芜，在主题为研究党的创新理论学理化的文章中，将许多探讨这一问题之外的内容夹杂进来；有的概念跳跃，文章中“学理化”概念的含义不是一以贯之的，有时要这样理解，有时要那样理解，难以把握要领，等等。应当说，在新概念提出后，这些现象通常是比较常见和难以避免的，但同时也是在进一步研究中需要注意避免和着重克服的。

所谓明晰，就是在相互关系中进行准确定位。对待“学理化”这一重要概念，有必要将其放到一个概念群中，对一些与之相似的概念作具体分析，以便把握它们之间细致的区别和微妙的联系。

一是“学理化”与“体系化学理化”。这个比较是最为紧要的。习近平在提出“着力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的命题时，“体系化”和“学理化”是连在一起同时出现的。这时，两个概念之间没有使用顿号，“体系化学理化”似乎是一个结合在一起的完整的词。在有些情况下，这两个概念之间用顿号分开，如“在体系化、学理化上下功夫”，这是“体系化”加“学理化”两个词的组合。将“体系化学理化”看作一个合成的词，还是将“体系化”和“学理化”看作两个分别的词，在理解上有很大的分野。在目前文章尤其是报纸上的文章中，比较多的是使用“体系化学理化”的表述。在这样一些文章中，有的分别对体系化、学理化的内容作些论述并有所区分；有的则是笼统地、不分彼此地将两者作为一个对象加以论述。然而，不论是哪种情况，它们基本都更多地侧重于谈体系化的问题，学理化问题或是居于附属的而不是平行的、更不是突出的地位，或者只是简略地而不是充分地展开论述。因此，就“学理化”而言，一是要认识到其与“体系化”不同。两者既是密切关联的，又是各有独特的内容并相互区别的。二是要认识到其与“体系化学理化”不同。“体系化学理化”与“体系化、学理化”有微妙的区别，与单独的“体系化”或“学理化”更是不一样的。“体系化学理化”不等于“学理化”，也不能代替“学理化”。总之，要将“学理化”问题从“体系化学理化”问题中独立出来、突出起来。

二是“学理化”与“学理性”。两者在字面意思上很是接近。“学理性”在学术研究中是比较常用的概念。推进党的创新理论学理化研究阐释的要求提出后，自然而然地就出现了“学理化”与“学理性”的关系问题。这两个概念在一些文章中有时混用，也可大略通用。然而，严格地说，“化”与“性”是有差别的。“化”是动词，有将之转化为学理的意思；“性”则在表达一种属性。学理性指理论自身的性质，学理化则指对理论的转化。习近平在谈论推动思政课改革创新的问题时明确提出过“八个统一”，其中第一条就是“坚持政治性和学理性相统一”，认为“强调思政课的政治引导功能，并不是要把课讲成简单的政治宣传，而要以透彻的学理分析回应学生，以彻底的思想理论说服学生，用真理的强大力量引导学生”。在“八个统一”中，还有两条是“坚持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坚持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其中的“知识性”“理论性”，也与“学理性”有一定的相关性。

三是“学理化”与“理论性”“思想性”。在这几个概念中，“学理”与“理论”“思想”有区别，“化”与“性”也有区别。但是，“理论性”“思想性”与“学理性”比较接近，因而也与“学理化”有一定的关联度。在我们党的政治话语中，时常使用“理论性”“思想性”的表述。比如，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重要决议时，就时常使用“思想性”“理论性”等词语加以评述，如“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思想性、针对性”，“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前瞻性、指导性”，“政治性、理论性、战略性、指导性都很强”，等等。

“学理”一词在权威词典中的释义，明确指向科学上的法则、原理。学理化要求运用相关学科的科学研究方法，系统整理、归纳总结相关的事实和数据，深入分析、认真研究问题实质和内部联系，形成反映事物内在本质和客观规律的科学理论。学理化的本质是推动理论向科学化、系统化方向深入发展，核心特征集中体现为概念精确、逻辑自洽与学理深刻等。

一是概念精确。概念作为理论体系中最小的、不可分割的建构单元，其精确性直接决定理论大厦的稳固程度。“问渠那得清如许”，唯有从源头把握概念的纯净度。习近平强调：“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在推进党的创新理论学理化研究阐释的过程中，标识性概念的打造需要通过语义辨析来明确其内涵边界与外延范围，既保持概念之间的有机联系，又避免混淆相关范畴，从而厘清同类型概念的异同。这种精确化的特点，要求在纵向维度上厘定概念的历史语义，防止在不同历史阶段产生理解偏差，同时在横向维度上统一学术共同体的认知基准，为理论对话提供共同语境。

二是逻辑自洽。逻辑是理论体系的经纬编织，逻辑自洽是理论保持贯通一致的经络。政治话语往往呈现“结论先行”的表述特征，强调先声夺人、不言自明，其内在推理链条常常或是简省、或是隐含。推进党的创新理论学理化研究阐释，就是运用逻辑工具，通过补充隐含前提完善推理过程，运用逻辑思维将相关论断整合为理论体系。这样使理论呈现环环相扣的严密性，确保理论体系保持内在一致性。

三是学理深刻。学理化的终极追求在于把握事物发展的本质规律。学理化追求理论深度，“从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从知其‘言’到知其‘义’，从知其‘术’到知其‘道’，从知其‘表’到知其‘里’，力求实现从实践经验到规律性认识的升华”。通过研究剥离现象层面的偶然因素，运用抽象思维提炼本质规律，通过范式创新构建解释框架，是推进党的创新理论学理化研究阐释的重要方法。经过这样研究的理论将呈现明显的深刻性，并真正实现从现象描述到本质揭示的纵深突破，从个别经验到普遍规律的归纳提升，从操作层面到价值层面的意义升华，以及从技术性到方法论的范式创新。

二、党的创新理论学理化的内在要求

推进党的创新理论学理化研究阐释，首先要回答党的创新理论能不能学理化、要不要学理化以及学理化的意义等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党的创新理论能不能学理化。

对于学理化问题，逻辑上有两种理解：一种是使党的创新理论自身更具有学理性；另一种是在研究党的创新理论时更体现学理性。或者说，第一种是提升研究对象的学理性，重在发掘党的创新理论的内在学理；第二种是注重研究方法的学理性，重在赋予党的创新理论更多学理。推进党的创新理论学理化的主体应该是理论创新的主体——中国共产党，而不是理论研究的主体——研究者。因此，这里探讨的学理化问题的本义是第一种。当然，学理化的研究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总的来说，这两方面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以第一种为主、第二种为辅。

党的创新理论之所以能够学理化，是因为其具有内在的学理性。“化”既然是将对象转化，首先要求这个对象能够转化，具有转化的内在基因。学理化是将党的创新理论所内在蕴含的学理，在程度上加以强化、在形式上加以显化。如果理论没有内在的“质”，就不可能进行“化”，如同石头是“化”不出小鸡一样。学理化遵从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而不是主观唯心的臆想，更不是无中生有的附加。认为学理化不过是简单地为政治论断“背书”，为政治披上学术的外衣，是不正确的理解。应当认识到，不是历史和现实中所有的政治论断都能学理化。那些没有科学道理、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论断，本质上属于臆断、武断，无论采取什么样的逻辑、呈现什么样的形式，都不可能具有真正的学理性。

党的创新理论所蕴含的深刻学理，一是来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承。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社会主义是人间正道，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发现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为科学。这与历史上那些宗教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说教存在本质不同。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思想说教，没有内在的学理性和系统性的说法，是错误的、有失偏颇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检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就是在守正创新中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禀赋。二是来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赓续。5000年中华文明沉淀了厚重的“道”和精妙的“术”，“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修齐治平、兴亡有责的家国情怀，厚德载物、明德弘道的精神追求，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等”，为我们中国人建构了独特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在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实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义理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三是来自社会实践的赋予。党的创新理论不是象牙塔内的空想，最根本的是实践基础上的规律总结和升华。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理性的东西所以靠得住，正是由于它来源于感性，否则理性的东西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只是主观自生的靠不住的东西了。”所谓的逻辑和规律，是主观认识客观的结果。社会实践蕴含着最全面、最深刻的道理。党的创新理论是主观对客观的正确认识，其学理性的深处是实践逻辑所内嵌的。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理论的飞跃不是体现在词句的标新立异上，也不是体现在逻辑的自洽自证上，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回答实践问题、引领实践发展上。”

第二个问题是党的创新理论要不要学理化。

提出推进党的创新理论学理化研究阐释，是从问题意识出发的，针对的是学理性不足、不显的问题。这种现象可以从党的创新理论的来源和表现来分析。

一方面是学理性有待强化。有没有学理性与学理性强不强，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有没有学理性是定性问题，学理性强不强是定量问题。党的创新理论具有学理性，这是毫无疑义的。然而，有学理性不等于学理性很足、很强。理论的发展过程也是学理性不断提升的过程。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党的创新理论直接指导和应用于治国理政的实践。党的创新理论从实践中来，实践蕴含着理论，然而实践本身不等于理论。从实践到理论，需要经过一系列中介进行总结、提炼、加工、升华。任何一个论断都不是一经提出就非常成熟的，往往需要从观点到体系，由浅而深、由表及里，而这就需要时间的沉淀和学理的深化。

另一方面是学理性有待展现。一个理论的本质有多重表现形式。在实践中，同一个理论有时以这种形式显现，有时以那种形式显现；有时侧重于这种形式，有时侧重于那种形式。政治性和学理性是同一个理论的不同侧面、不同维度，但两者也有明显区别。党的创新理论尽管内嵌学理性，但展现出来的更多的、更侧重的是政治性。这是与党的性质、地位和作用相关联的。党是政治组织，不是学术组织，政治要求是摆在第一位的。从提出和传播过程来看，党的重大理论成果的明确提出、权威阐释和集中传播，主要发生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政治局集体学习、重要纪念活动等高度政治化的场合，而不是一般的学术性场合。从内容呈现形式来看，党的创新理论具有高度的概括性，提纲挈领、简明扼要地表达核心思想，而非进行长篇大论的理论展开或学术论证。这些都使党的创新理论的政治性展现得特别充分，相比而言学理性展现得有所不足，这就要通过学理化的研究阐释赋予其更充分的学理性展现。

此外，党的创新理论的研究阐释中也存在学理性不足的问题。应当说，当前党的创新理论的研究阐释工作已经取得了重要成果，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存在以文件解读文件、以讲话阐释讲话等现象。这就要求在学理化上下功夫，赋予党的创新理论以深刻的道理、透彻的学理、深邃的哲理。推进党的创新理论学理化研究阐释，要求以学术讲政治，在强调政治性的前提下阐发学理性；以学理总结经验，将实践中的战略和策略升华为理论；以学理阐释结论，将高度概括的简约论断进行丰富论证。

第三个问题是党的创新理论学理化的意义。

推进党的创新理论学理化研究阐释，是为了更好推动党的创新理论的发展、更好发挥党的创新理论的作用。在理论上，学理化是党的创新理论成熟的一个显著标志。凡是科学的、彻底的理论都要求学理化，体现为思想、观点、理论的逻辑化、系统化和条理化。人类思想史上那些产生重要影响的思想理论，都具有体系化、学理化的特征。理论发展都是从一个又一个观点的创新开始，经历对各个创新观点的系统集成，不断实现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说由点到面是体系化，那么由浅到深则是学理化。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影响深远，在于其以深刻的学理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以完备的体系论证其理论的科学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创立并不断丰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二十大之后，我们党明确提出推进党的创新理论学理化研究阐释的课题，表明新时代十多年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达到了新境界、站到了新高度。

在实践上，学理化是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实践的必然要求。学理化本身不是目的，更好地指导实践才是理论的终极价值。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一方面，学理化促进理论更好指导实践。学理化将党的创新理论以更加清晰、准确、系统的形式呈现，提升理论的现实解释力，为解决实际问题提供科学的方法和策略，提供更好的从理论到实践的桥和船。另一方面，学理化促进理论更好掌握群众。马克思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ad hominem］，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ad hominem］。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推进党的创新理论学理化研究阐释，不仅要讲好“是什么”的问题，还要讲好“为什么”“怎么办”的问题，使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能够深刻理解其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只有把彻底的理论讲彻底，不断夯实理论认同，进而巩固政治认同、强化思想认同、增进情感认同，才能更好地掌握人民群众这个改造世界的主体力量。

在传承上，学理化是党的创新理论与时俱进的坚实基础。国民教育是理论普及和理论传承的常规的、也是基本的途径。比之一般的宣传教育，国民教育具有沉淀传承文化底蕴的作用，是一个静水流深的过程。习近平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念体系。”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学理化研究阐释，并将其融入学科体系、教材体系、话语体系，能够使其在学术研究和教育教学中得到系统传承和广泛传播。需要指出的是，学理化的深入与理论的普及并不矛盾。党的创新理论的学理化不是学究化，不是晦涩化，不是小众化。学理化要注意深入浅出，使用适合国民教育所需的规范的表达。

在国际上，学理化是党的创新理论争夺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方面。当前“西强东弱”的国际舆论格局仍未得到根本改变，中国理论的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困境仍然存在。话语权应当是统一的，如果国内是一套，国际上是另一套，国内话语与国际话语脱节、背离，那就不符合话语传播的规律。执政党的思想是一个国家的主流思想，在国内拥有话语权，在国际上也必须拥有话语权。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我们自立于当今世界的重要根基，是我们争夺国际话语权需要深入挖掘和充分利用的重要资源。但同时也要看到，争夺国际话语权不能仅靠传统文化，从根本上还是要靠当今文化，而最重要的就是当下的治国理政理念。这就关涉党的创新理论如何转化为国际话语的问题。推进党的创新理论学理化研究阐释，就是要深刻揭示蕴含其中的道理学理哲理，使党的创新理论显现出更多的普遍性、世界性意义，从而提升中国理论的世界引领力和影响力。要以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为指导、为基础，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增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打破西方话语霸权，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三、党的创新理论学理化的推进途径

推进党的创新理论学理化研究阐释，是一项系统性工程。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在解决问题和弥补短板中逐步推进。要把握整体、抓住重点、协同发力，以体系化实现理论整合，以学科化推动理论发展，以哲理化夯实理论根基，以学术化增强理论韧性。

一是以体系化实现理论整合。

体系化作为理论发展的高级形态，深刻反映了理论内在的系统性与外在的完整性。体系化是理论创新的结构工程，它通过概念范畴的精准组合与逻辑链条的精密编织，构建起一个内涵丰富且具有内在一致性的理论系统。这种系统性要求理论既要有宏观的架构设计，又要有微观的概念支撑，确保各个部分之间形成有机联系、相互印证的整体。体系化追求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理论效应，更能实现对现实世界的完整映射，更有助于把握理论的本质、规律、运行机制。黑格尔的哲学著作堪称体系化的极端体例，其内容广阔无垠、逻辑严密无缝、论述厚重深沉。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体系化的典范。“马克思曾说他的著作是一个艺术的整体，列宁也说过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块整钢。”这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化的本质特征。党的理论创新活动同样注重体系化构建，通过阐明“十个明确”的核心要义、“十四个坚持”的基本方略、“十三个方面成就”的实践总结以及“六个必须坚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构建了一个内容涵盖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方方面面内容的完整理论体系。这一体系既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继承与发展，又彰显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性与创新性。

科学的理论必然是完备的体系呈现，也是深刻的学理表达。在党的理论创新实践中，体系化与学理化是一体两面，二者协同发力、相互促进，共同推动理论的发展与完善。一方面，体系化促进学理化。理论的广度与深度内在关联，没有广泛的覆盖就难以达到深刻的洞察。厚重的著作往往蕴含丰富的理论内涵，这使复杂要素之间的内在关系呈指数增长，从而孕育出深刻的规律性认识。体系化通过编织逻辑网络解决碎片化问题，使理论内部各要素之间的逻辑严密无缝，这同时也是学术化、科学化的重要要求。另一方面，学理化促进体系化。真正的体系化不是理论要素的简单相加和堆积，而是深入本质的内在联系之中，揭示隐藏在现象背后的规律。缜密的逻辑、复杂的机理，是联通理论要素、钩织庞大理论体系的红线，是理论深层的经络。学理的深浅与体系的简繁具有内在的关联，简单浅显的学理无法支撑起深沉厚重的理论体系。只有以深刻的学理为基础，才能构建完备的、成熟的理论体系，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

二是以学科化推动理论发展。

一方面，要推动理论融入学科教材。学科和教材是教育的基本依托，也是思想理论的基本阵地。中国古代的重要思想文化通过四书五经的载体和科举考试的途径融入广大士绅和民众的血脉，达到日用而不觉的境地。党的创新理论经过学理化的研究阐释被写进教科书，成为国民教育的重要内容。在教材方面，近年来，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组织编写了150余种哲学社会科学专业骨干基础教材和思政课教材，充分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尤其是思政课教材，由于受众广泛，影响甚为深远。新时代以来，思政课建设与党的理论创新同步推进，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着力推动其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目前，全国高校开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程，中小学和其他层次教育也开设相关课程。各个层级的各门思政课教材中，都积极融入新时代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和实践创新成果。在学科方面，学科是专业成熟的结果，也是学理化的一种高级体现。设立新的学科，是根据理论和实践需要而进行的学科拓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建设中，有的探索在研究生教育阶段设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二级学科；有的尝试在本科生教育阶段设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科方向。这些都是从学科领域将新时代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相对独立出来、从而更加突出出来的有益努力。同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建等各领域，关涉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因而也要注意跨学科、多学科融入党的创新理论成果。

另一方面，要推动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知识体系是人们认识客观世界、总结实践经验的系统反映。自主知识体系是一个包括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在内的体系，同时有着比之更高、更深的学理要求。习近平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党的创新理论既是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指导思想，也是这一体系的核心内容。对此，习近平指出：“加强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刻揭示蕴含其中的道理学理哲理，以党的创新理论引领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构建以各学科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为主干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并运用和落实到教学实践中”；“加强对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研究阐释，提炼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有规律性的新实践。这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着力点、着重点”。要通过学理化的研究阐释，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出的重大概念、观点、论断作为核心元素，纳入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之中。

三是以哲理化夯实理论根基。

理论本身并非平面铺陈，而是呈现立体化的层级结构，既有表层的经验性概括，也有中层的操作性原则，更有深层的本质性规律。大的道理、深的道理，具有穿透现象直达本质的解释力，构成理论的核心要素。基本原理是理论创新的逻辑起点。习近平指出：“要不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重点研究阐释我们党提出的新理念新论断中原理性理论成果。”这深刻揭示了基本原理在整个理论体系中所处的中枢地位。原理性理论成果是在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中得出的核心范畴或标识性概念，具有基础性、普遍性和指导性特征，构成理论体系的基石。

要聚焦基本原理层面，把握好理论体系的层级结构。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部存在清晰的逻辑结构梯度。从“十个明确”的顶层设计到“十四个坚持”的实践方略，从“十三个方面成就”的经验总结到“六个必须坚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提炼，这种分层建构既保持了理论的整体性，又凸显了基本原理的统摄作用。学理化研究阐释不是简单地罗列理论，而是挖掘理论中的原理性观点，以此呈现党的创新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契合性或者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创新发展。比如，在哲学方面，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的创新；在政治经济学方面，新质生产力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在科学社会主义方面，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对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理论的创新，等等。通过融通古今中外多学科学术资源，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和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可以更好地解释党的创新理论的学理框架、分析其学理根据。

哲理涉及对世界本源、存在意义等根本问题的终极追问，超越具体现象，追求普遍性解释框架。哲理作为理性认识的最高形态，其核心在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习近平指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们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总钥匙’。”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六个必须坚持”，即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必须坚持守正创新、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必须坚持胸怀天下，正是从哲理层面为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注入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灵魂。“六个必须坚持”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价值立场、精神特质、宝贵品质、实践指向、科学方法、宏阔视野，是必须深刻理解和牢牢把握的思想精髓，要从哲理深处把握其逻辑和历史的统一、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的统一、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家国情怀和世界眼光的统一，以及科学理性、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统一。

四是以学术化增强理论韧性。

面对快速变化的世界和中国，要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如此才能增强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说服力。这就要求坚持问题导向做学术，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习近平指出：“理论阐释要以深入研究为基础，研究深入，阐释才能透彻。”研究党的创新理论，更深刻地把握其基本原理，就要追溯其生成逻辑，即从实践场域中探寻理论建构的源头活水。实践作为真理的唯一检验标准，既是理论创新的原始素材库，更是学理化提炼的终极试金石。立足中国田野的理论，是最具独创性的思想和精神资源，是学术创新最重要的生长点。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蕴含着破解时代课题的密码：从脱贫攻坚的精准施策到共同富裕的渐进探索，从科技创新的自主突破到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这些鲜活实践为理论建构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富矿。要科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改革发展的具体实践中抽象出普遍性规律，通过实证研究与学术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将实践经验升华为具有学术厚度的理论体系。

学术化是探索真理的动态平衡过程，需要妥善处理两对关系。一是学术多元性与政治导向性的辩证统一。学术研究遵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开放原则，鼓励不同视角的批判性对话，这种多元互动能够激发理论创新的火花；而理论宣传则需保持价值导向的一致性，确保政策阐释的权威性。习近平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这就需要探究学术话语与政治话语的转换机制，实现二者的有机衔接。二是学术探索性与政治确定性的动态平衡。学术探索以突破既有认知边界为使命，因而必然伴随争论；而理论宣传则需为社会提供稳定的价值框架。这就需要构建学术争鸣与共识凝聚的转化通道。理论的韧性指既能在面对非常现象时保持核心命题的稳定性，又能通过自我革新吸纳新经验、解释新现象。通过学术探索和交锋，在各种压力和冲击的测试中不断优化理论，不断推动理论反映客观规律，将极大地提升理论的科学性和解释力，从而增强其韧性。

转载自：《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