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凤城，现任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执行院长，兼任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会常务理事兼高等院校教学研究专业理事会会长。

《教学与研究》2021年第11期

       从党的历史视域看，经过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的历史发展逻辑在于：一是道路决定命运，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道路探索紧密结合，形成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民族复兴找到正确道路；二是制度具有根本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民族复兴提供稳定保障；三是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为民族复兴奠定坚实物质基础；四是中国共产党风华正茂，为民族复兴提供坚强领导核心。

中国共产党；“七一”重要讲话；民族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郑重宣示：经过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百年奋斗，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这一结论引发广泛关注，如何理解“不可逆转”？本文拟在中共党史视域下，谈几点认识。

道路决定命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民族复兴奠定正确道路

       中国共产党率领中国人民经过百年奋斗尤其是新中国七十余年的艰辛探索，终于找到了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决定命运，这是为人类社会历史也为中国共产党历史所证明的真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回顾历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赢得全中国。中国共产党对革命道路的成功探索，无疑为日后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并最终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历史经验和历史自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由此，我们需要站在民族复兴的角度，重新认识20世纪50年代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意义。进一步言之，从民族复兴的大历史观出发，我们便不必拘泥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长短甚至有无、新民主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关系特别是前者向后者的过渡时机问题，不能机械地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原理而拘泥于社会主义在中国是否早产的问题，而是转换站位与角度，充分认识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对于民族复兴的里程碑意义。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在讨论社会制度与“发展实业”的关系问题上，就认定只有社会主义能够使中国迅速成为工业国家。只不过这个问题被首当其冲的政治革命推移到未来，此其一。其二，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内容最充实的是革命理论而非社会理论)，是在抗日民族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在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背景下，在与国民党的合作与竞争包括战争背景下提出和阐释的，既具有战略意义更具有策略价值，两者的转换完全视政治与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定。其三，新中国建立后面临的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立的格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新中国采取敌视与封锁政策，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战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有一个高潮期，“东风压倒西风”的国际形势对于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不可忽略的国际因素。其四，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坚信马克思揭示的人类由原始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有走“历史必由之路”的高度自觉，只要主观上认为具备了条件，当然是越早越好。其五，民族复兴是毛泽东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内心深处的渴望。旧中国的积贫积弱、任人欺凌在他们内心深处留下挥之不去的历史悲情，并由此产生一种特有的壮烈情怀和牺牲精神。这种情怀和精神在战争年代表现为百折不挠、不怕牺牲，在执政全国后则表现为奋发图强、艰苦奋斗，尽最大努力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赶上并超过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使国家和民族赢得尊严。由此，苏联通过社会主义制度在较短时期内由欧洲落后国家变为工业强国的现实，便具有了极大的榜样吸引力，“走俄国人的路”成为共识。最后，以苏联为典型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运用政权力量，在单一公有制基础上通过高度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能够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国家最需要的工业建设项目上来，这一特定作用需要得到公正评价。新中国在30年左右的时间内，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从而走上独立自主发展道路，就是最好的证明。

       当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只是民族复兴的第一步。历史表明，真正走好这条道路还需要付出艰辛探索。习近平总书记就此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这其中就包括探索中的曲折和失误，例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一个带来三年国民经济严重困难，一个带来十年政治大动荡。但是，从道路探索的角度看，由大历史观之，“大跃进”蕴含着借助成功的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历史经验以探索更快的中国经济发展之路的努力，而“文化大革命”在某种意义上则带有创造有别于苏联的全新的社会主义的主观意图。然而，主观愿望与客观效果往往大相径庭。以历史的后见之明看，“文化大革命”的一大作用是把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中的一些弊端以夸张的方式充分放大开来，令人无法回避。邓小平不止一次谈到“文化大革命”的作用“就是教育我们要改革开放”，“我们改革的内容为什么那么广泛深刻呢？因为我们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实际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直接源于反思“文化大革命”，当然很快又远远超越反思“文化大革命”，而是覆盖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全部历史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换言之，以“文化大革命”为触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深刻思考整个社会主义运动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开辟的。这条道路的核心要义是锁定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将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沿着这条道路，中国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的路，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事实胜于雄辩，中国不可能回到僵化封闭的老路；当然，中国也不会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这也为历史和现实所证明。实行西式治理模式的发展中国家，没有一个取得中国这样的经济社会成就，一些国家甚至陷入长期政治动荡和内战，也有些国家跌入“中等收入陷阱”而难以自拔。即使是西方发达国家，亦深受经济低迷、治理失效、社会撕裂的困扰。相比之下，中国经济长期保持中高速发展，社会长期保持稳定，这是世界公认的两大奇迹。2021年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历史昭示中华民族，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民族复兴的光明前景就一定会到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大胆闯、大胆试”中开辟的，同时也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一方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一方面从中国实际出发，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的结果。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直接动力、核心体现、原创性成果，就蕴含于中国道路的探索与开创、形成与发展之中。”无论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均是如此。以百年历史长程观之，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关键在于坚定不移地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从而走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以史鉴今，开创未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将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昂首阔步走下去，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制度具有根本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民族复兴提供稳定保障

       制度具有根本性、长远性，民族复兴离不开制度支撑和保障。在新中国第一个30年的时间内，党率领全国人民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从而为民族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其一，党的领导坚定不移，虽然当年没有“根本领导制度”这一概念，但是党的“一元化”领导则始终构成富有时代特征的认识和实践。其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根本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其原则与框架已经确立。其三，经过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公有制实现了全覆盖，社会主义最重要的经济基础牢固建立；马克思主义作为党和国家的根本指导思想亦牢固确立。当然，必须承认，由于时代和认识的局限，上述制度在初创时期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例如，制度运行的粗犷、不规范问题，所有制形式过于单一问题，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问题等等。这些均为后来的体制改革、制度创新留下了巨大空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通过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的全面改革，包括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在内的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领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逐步建立，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法治国家建设等方面制度创新十分突出。

       我们知道，单一公有制是传统社会主义的突出制度特征。中国50年代社会主义改造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使公有制成为社会主义唯一的经济基础。这在中央文件如过渡时期总路线学习和宣传提纲、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中表达得很明确。这也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央领导层提出“搞点私营的”设想难以变为现实，因为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本质性认识还是和单一公有制连在一起的，其他仅是一种政策调整、策略退却，不代表战略性认知。改革开放启动后，最先突破的就是单一公有制，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最早明确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由于单一公有制观念根深蒂固，所以党的十六大报告又明确提出了“两个毫不动摇”原则。

       实行高度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是传统社会主义的另一重要制度特征，计划与市场作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之一，也为人们广泛认可。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其最大贡献就是告诉人们计划与市场是可以结合的。但当时人们的理解还是一种拼装意义上的结合，计划与市场有各自的范围。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则不一样了，大会报告明确计划与市场都是覆盖全社会的，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而且，报告指出，长期实践表明，高度指令性计划不符合现代化建设要求，计划主要应体现为指导性计划。及至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从正面彻底解除了计划与市场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本质区别的传统观念。党的十四大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先后通过两个关于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让市场而不是计划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决定性作用，政府发挥更好作用，所谓“有效市场、有为政府”，这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可以说是改革开放时期最重要最鲜明的制度创新。

       按劳分配作为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已经有过透彻的分析。不过，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由于革命年代的独特经验，由于对马克思关于按劳分配所体现的“资本主义商品等价交换原则”的错误理解，平均主义分配大行其道。改革开放后，党一方面从理论和实践上确立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先在事实上允许，接着是明确提出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共存，让资金、智力、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以有利于其活力充分迸发。

       可以说，上述被后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概括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容，是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经济奇迹的制度保障，是改革开放时期最基础最鲜明的制度创新，也是民族复兴大步推进的基本制度保障。

       综观战后世界，实现了真正持续繁荣的国家，基本上具备两大制度特征，一个是市场经济体制，一个是法治国家。睽诸中国，虽然这两方面的制度性质与西方不同，但也确实缺一不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和法治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全面深化改革；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由此可见其重要性。新中国建立后，在法治问题上是有沉痛教训的。出身于革命战争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不能说完全没有法制思想，宪法、婚姻法以及政权组织方面的法律均有颁行，彭真、董必武等老革命家在50年代就有许多很有针对性前瞻性的关于建立健全法制、有法必依的思想。但另一方面，党的主要领导人又有领导国家建设“主要靠开会”、靠政策、靠人治，法律只能当作“办事的参考”的思想。于是，运动频发、政策频变，缺乏规范和稳定性，成为国家治理的显见特征。“文化大革命”期间“砸烂公检法”更对法制造成严重破坏。改革开放到来后，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无法无天的教训，邓小平高频率言说民主与法制的重要性，强调建立健全法制，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实际上为法治中国建设奠定了方向。1997年，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目标，并要求加强立法工作，“到二○一○年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一任务如期完成，与此同时，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成为法治国家建设的重中之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人们最关注的内容之一就是如何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治理大有愈演愈烈之势的司法腐败，增强司法公信力。正因为法治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对于现代化国家建设的重要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专门决定，对法治中国建设作出顶层设计。党的十八大以来，法治体系的不断健全、完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建设的亮点，特别是司法体制改革、党内法规体系建设和民法典的颁布，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法治历程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就。

       当然，除了经济与法治的制度创新与建设外，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在进入新世纪后步伐加大加快，这对于民生保障、维护社会稳定意义重大。另外，通过文化体制改革，尤其是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政府由办文化到管文化的职能转变等，适应现代文化生产与传播的制度框架基本确立。基层群众自治尤其是村民自治，作为改革开放后基层民主的重要制度创新，在探索中前行，最终通过村委会与党支部的统筹、合一，基本定型。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提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党的十八大报告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十八大到十九大，党中央陆续出台1500多项全面深化改革举措，尤其在加强党的领导、推进依法治国、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等方面的制度建设进展明显。

       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党的十九大要求，十九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不久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方案，要求中央和国家机关机构改革要在2018年年底前落实到位，所有地方机构改革任务在2019年3月底前基本完成。改革开放以来，适应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一直没有间断，总体上实现了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机构职能体系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机构职能体系的重大转变。与以往机构改革相比，十九届三中全会启动的这次改革有以下两方面特点：一是以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为统领，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导向，以推进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优化协同高效为着力点。二是既立足当前又放眼未来，“打基础、立支柱、定架构，注重解决事关长远的体制机制问题，为形成更加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创造条件”。翌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做出《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要求、总体目标和重点任务，提出了到2035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

       总的看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经过长期探索已经建立起日趋稳定并不断健全、完善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治理能力不断现代化。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成熟与定型方面取得明显成效、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事实，应对金融危机、重大自然灾害、重大疫情尤其是新冠疫情冲击的表现均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优越而稳定的制度是民族复兴最可靠的保证。

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

为民族复兴奠定坚实物质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一百年前，中华民族呈现在世界面前的是一派衰败凋零的景象。今天，中华民族向世界展现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正以不可阻挡的步伐迈向伟大复兴。”

       民族复兴最坚实的基础当然是生产力和经济实力。经济落后，民族振兴的道路漫长且充满变数，更重要的是经济实力直接制约着抗风险能力，民族振兴的进程容易被阻滞甚至打断。从1921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率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三年努力经济恢复到抗战前的最高水平，然而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巨大。1952年，中国国民收入只相当于美国的7.5%，苏联的31.6%，英国的53.8%;人均差距更大，只相当于美国的2.3%，苏联的10.3%，英国的5.2%。从主要工业产品产量看，煤炭产量只相当于美国的7.4%，苏联的18.9%，英国的14.6%;发电量仅相当于美国的1.6%.苏联的6.1%，英国的9.7%;钢产量只有134.9万吨。50年代，毛泽东不止一次地谈论：我们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我们还是一个农业国。在农业国的基础上，是谈不上什么强的，也谈不上什么富的。我们的目标是要赶上美国，并且要超过美国，时间大概需要五十年，也许七十五年，就是十五个五年计划。哪一天赶上美国，超过美国，我们才吐一口气。从50年代开始，毛泽东、周恩来等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到1964年底至1965年初的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正式形成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固定表达，并且制定了两步走战略，第一步，在1980年前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由此可见，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渴望，对于民族复兴所需要的物质基础的清醒认识。

       经过30年左右的努力，到改革开放启动之际，中国已经建立了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毛泽东感叹不能造的东西都能制造了，不仅如此，国防科技领域更取得“两弹一星”的惊人成就。由此，中国实现了“经济上的独立”，走上自主发展道路，而不像一些前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那样虽然政治上获得独立、经济上却无法摆脱对宗主国的依赖而步入依附性发展，从而为中华民族复兴奠定了初步但必须的物质基础。

       当然，毛泽东提出的赶上美国、超过美国的目标依然遥远，民族复兴的任务依然艰巨。1978年中国GDP总量仅相当于美国的6.5%，日本的15.2%，西德的20.6%。9亿人口中的2.5亿人还不能解决温饱。面对如此国情，邓小平提出两步走战略，第一步80年代解决温饱，第二步90年代达到“小康”。在全国上下现代化建设热情与日俱增的氛围中，在改革开放的强有力推动下，1982年到1987年中国经济出现第一个腾飞期，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1.1%。1988年，中国经济进入治理整顿时期，发展速度放缓。之后，随着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和市场化改革的启动，中国经济出现新一轮高速增长，从1992年到1996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2.1%，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7.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5.7%。虽然，1997年发生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出现特大洪涝灾害，但中国经济在1997至2002年间依然保持年均7.7%的增速。依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数据，中国人均GDP在2000年超过900美元，2001年超过1 000美元，邓小平提出的人均小康标准如期实现。2002年，中共十六大宣布开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征程。

       当改革开放行进到30周年之际，中国国家实力和民众生活水平的迅速提升已经引起世界瞩目。从1978年到200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由3 600多亿元增长到24.95万亿元，年均增长9.8%，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的3倍多，经济总量上升为世界第三，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一。改革开放30年也是“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最快、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从1978年到2007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元增加到13 786元，实际增长6.5倍；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34元增加到4 140元，实际增长6.3倍。“改革开放前长期困扰我们的短缺经济状况已经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到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人均GDP超过4 3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51.9万亿元。与经济发展同步，创新型国家建设进展良好，涌现出一大批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科技创新成果，尤其是载人航天、探月工程、北斗卫星导航系统、高速铁路等实现重大突破。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阶段，提出和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我国经济一直保持健康增长(2020年中国是唯一在防抗新冠疫情的同时实现了经济正增长的国家)，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拥有全世界最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同时经济结构不断优化，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中华大地“信息畅通，公路成网，铁路密布，高坝矗立，西气东输，南水北调，高铁飞驰，巨轮远航，飞机翱翔，天堑变通途。”中华民族从富起来到强起来迈出关键步伐。当今世界最重要的竞争在于科技竞争，谁率先掌握了高科技谁就会赢得主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落后于发达国家30年某些领域是50年，尤其是在科学技术方面，如今中国已经大踏步赶上时代，中国已经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在一些高科技领域已经并跑和领跑世界，正在向着创新型国家前列奋进。

       202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00万亿，达到美国经济总量的70%以上(苏联鼎盛时期也没有超过美国的50%)，人均超过1万美元，高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3.2万元。如以家庭年收入10万元至50万元作为中等收入标准，中国则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此外，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九年义务教育全面普及，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生态文明建设效果显著，中国人生于斯长于斯的家园越来越美丽宜人。伴随经济发展、国家综合实力增强、民众生活水平提升，中国人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与日俱增，中华民族复兴有了更主动的精神力量。

        总之，国家实力和科技创新能力显著增强的当代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更有能力和信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民族复兴的进程依然会遭遇各种风险和挑战，但不可能被逆转。

中国共产党风华正茂，

为民族复兴提供坚强领导核心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中国近代180年的历史，中国共产党100年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70多年的历史，改革开放40多年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共产党100年给中国经济社会带来的翻天覆地变化，足以说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国家和民族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中国人民的前途所系、命运所系。对这些学界已有充分论证，本文着重从党史百年对于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磨砺与提升，从而对民族复兴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方面做一分析。

       在一个14亿人口规模的大国、一个具有悠久的大一统历史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实现民族复兴，没有坚强的领导核心是不可想象的。中国近代的民族复兴梦一再破碎，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一度陷于四分五裂。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革命建设改革的洗礼，已经成为一个具有丰富历史经验、治国理政经验，执政70多年因而具备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政治智慧，经历过各种风险和考验因而具备战略定力、战略远见的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百年历程中，党既有巨大成就背后积累的丰富经验，也有错误和曲折带来的沉痛教训。正因为有挫折有教训，才有了中国共产党强大的自我纠错能力，才有了改革开放后的凯歌行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经验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书本上抄来的，而是我们党在历经艰辛、饱经风雨的长期摸索中积累下来的，饱含着成败和得失，凝结着鲜血和汗水，充满着智慧和勇毅。”放眼世界，经历百年磨砺的中国共产党确实有着其他政党很难具备的经历、经验、定力、智慧、威信。事实上，在一个14亿人口规模的大国领导民族复兴伟业，决定了对执政党的超高要求、严苛标准。中国共产党立足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

       实现中华民族复兴既需要党领导全国人民众志成城，又需要营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尤其是在全球化、信息化的当今世界。事实上，中华民族复兴梦就是在资本主义打破各民族相互隔绝的状态而“开创了世界历史”的背景下，在国际竞争包括战争中诞生的，中国人睁眼看世界不久，即得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认识。经过近代以来180年的求索尤其是中国共产党100年的奋斗，如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某种意义上重新成为中华民族复兴面临的最大挑战和变数。然而时代不同了，中国积贫积弱的历史一去不复返，正在富起来、强起来的中华民族抵御风险和挑战的能力已今非昔比，这一点前文已经论及，此处不赘；仅就应对国际环境变幻的经验和能力而言，经历过东西方两大阵营对立、经历过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严重对抗和关系正常化、经历过苏联东欧剧变“颜色革命”冲击、经历过经济全球化突飞猛进和世界多极化曲折发展等一系列考验的中国共产党，有足够的能力、定力和经验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从某种意义上说，自从党成立以来，我们党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内部变质、变色、变味，丧失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本色，背离党的宗旨而失去最广大人民支持和拥护。”习近平总书记如是说。从民族复兴的角度看，这将导致实现中国梦的进程被逆转。邓小平讲过，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长期执政带来的最大考验是腐化变质、脱离人民。经过100年党自身建设的实践和经验积累，中国共产党已经找到了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的途径，这就是以自我革命精神全面从严治党，使党始终保持先进性、纯洁性。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造了延安整风的整党建党方式，有效克服了影响中国革命胜利的“左”右倾错误尤其是教条主义错误。新中国成立后，为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党中央通过周期性的整党整风运动，努力克服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甚至搞特权、贪污腐化等思想与行为。改革开放后，党中央努力探索一条不靠运动而是靠改革和制度加强党的建设的新路子。邓小平提出制度更具有根本性、长期性、稳定性。世纪之交，中国共产党敏锐地意识到党的历史方位的变化，即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这两大根本性转变，带来了两大历史性课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由此，逐步明确党的建设必须围绕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这条主线展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管党治党带入全面从严治党新阶段，形成“七位一体”的党建总布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风明显好转、反腐败取得压倒性胜利、全党“四个自信”“四个意识”“两个维护”空前增强，由此带来党的整体面貌发生历史性变化。

       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伟大梦想、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关键在于开展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就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的征程上，我们要牢记打铁必须自身硬的道理，增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政治自觉，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继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有勇于自我革命并带动社会革命的中国共产党领航、掌舵，中华民族驶向复兴的航船便不可停航、偏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会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到来，但是经过奋斗一定会到来，这一历史进程不可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