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先生”学习为学为师的优良作风

作者：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刘建军

※本文为刘建军教授在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专题学习研讨上的讲话原文。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教师队伍建设，特别是师德师风建设，在多个场合作过一系列重要论述。尤其是来人民大学考察时提出，教师既要精通专业知识、做好“经师”，又要涵养德行、成为“人师”，努力做精于“传道授业解惑”的“经师”和“人师”的统一者，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这一重要论述对于我们人民大学的老师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具有重要而直接的指导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从延安走来，自身携带着“立学为民、治学报国”的红色基因和优良传统，在8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涌现出一大批“经师”与“人师”相统一的“大先生”。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对学生和青年教师的成长成才起着教育和引领作用。对此，我是受益者，是有亲身体会的。

1984年9月，我从山东大学哲学系本科毕业后来到人民大学哲学系读研究生，1987年留校并在马克思主义学院在职攻读博士学位，从那时到现在，都快四十年了，我也快到退休的时候了。回顾我作为学生和青年教师成长的过程，人民大学哲学系和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许多老师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其中，有两位大先生因为与我有更亲密的关系，而对我的成长和发展有更直接更深刻的影响。

一位是我的博士指导老师，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许征帆先生。他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家，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学术大家，也被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中的人们尊称为“祖师爷”，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第一个博士生导师。当时许老师同时指导两个专业的博士生，一是科学社会主义，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我是第二个专业上的学生，应该是我国高校这个专业的第一个博士生。许老师在我读博期间以及后来，都指导和影响着我的成长。

另一位大先生是我的岳父，哲学院的陈先达先生。他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哲学教育家，曾获全国最美教师、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等荣誉。我由于有这层特殊的关系，因而有机会随时求教并得到指导，这也对我的成长和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据我的观察，他们两位尽管个人魅力的风格特点不同，但作为“精于传道授业解惑”的“经师”和“人师”相统一的“大先生”，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特点。我在这里只简单地举出几点：

第一，他们都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理论信仰。他们是从旧社会走出来的，经历新旧社会的对比，又接受党多年教育培养，以及实践锻炼，对党、对社会主义无限忠诚。许征帆老师还是归国华侨，从小在海外打拼，后来回到祖国贡献力量，在他家里的墙上一直挂着著名书法家舒同给他写的“海外赤子”四个大字。他们都是爱党爱国，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不论遇到什么风浪，包括自己受到很大委屈，或被人指责太“左”的时候，都毫不动摇。他们总是教导自己的学生，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在做博士论文的时候，许先生赞成我以“马克思主义信仰”作为题，认为这很有现实意义，但又一再告诫我要突显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科学性，以及与宗教信仰的根本区别，并把论文题目确定为《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科学基础》。两位大先生都是桃李满天下，有众多学生都是不同行业的骨干，也有人在重要岗位上，但没有人出政治上或贪腐之类的问题。

第二，他们都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原著功底和理论素养。注重马列经典著作的学习和研究是人民大学的传统。记得我刚来学校的时候，我的硕士导师乐燕平先生就跟我说：“你看到没有？咱们系每个老师都守着一本经典著作，把这本著作搞透。张懋泽老师是列宁的《哲学笔记》，我是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果然，我上大学时最喜欢的一本书《“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解析》，恰好是张懋泽老师写的。而乐燕平老师对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的解说，也是国内最全面而权威的。后来我对这点的认识就更加清楚了，在人民大学，从老师到学生，都注重在原著上下功夫。许征帆老师有一次给我们几个学生上课，搬来自己四卷本《马恩选集》，让我们看他研读时写的批注。上面有用不同颜色划的重点，有各种符号，特别是有许多眉批。我第一次见到识到这样的场面，大为惊讶。许老师去世后，学校图书馆为他的批注做了电子扫描和保存。我岳父也是在经典著作的研究上见长，经典著作烂熟于心，被人们称为“行走的马列词典”。有人特别欣赏我岳父的文笔，说是“诗的语言，铁的逻辑”，问他为什么文笔这么好？他回答说是从马恩原著中学来的。在他读过的经典著作上，比如《马恩全集》第3卷和第42卷，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各种批注和符号，我最近也交给出版社去扫描。

第三，他们都热爱教学，喜爱学生。两位大先生都是学养深厚、学术卓然的大家，但他们都十分热爱教学工作，一直活跃在教学第一线，即使到晚年无法上讲台，也还是在家里或散步的路上跟学生讨论问题。许老师一上讲台就精神抖擞，用他那略带闽南味的普通话娓娓道来。他可以不用讲稿和提纲，连讲几个小时，没有一句废话，没有一句接不上，而且十分生动活泼。我对他的这项本领特别佩服。我岳父是江西鄱阳人，家里是渔民，有着渔民的大嗓门。讲课时嗓门大，特别有激情。往往是越讲声越大，有话筒也不用，到晚年做报告的时候依然如此。有一次，他在家里给我讲着什么，越说声音越大，把我岳母也惊动了，从里屋出来，看发生了什么事情。其实，他并不是那种以激情见长的学者，而是激情与理性相结合的哲学沉思者。他并不是总在特别动感情的时候才扩大音量，而是在讲到自己特别有思想心得的创新之点的时候，才特别激动，越讲嗓门越大。我想真正的思想者应该就是这样的吧。他们都对学生都特别亲切，就像对待自己的小孩子一样，不仅关心指导他们的学业，也关心帮助他们的生活。

第四，他们都注重文体文风。两位大先生都是文章高手，一手锦绣文章。他们都有很清醒的文体意识和自觉的文风意识，擅长用人们能够看得懂和喜闻乐见的方式写作，在质朴而优美的文风中传扬马克思主义真理。许老师是新闻记者出身，从小爱好文学，16岁时给报纸投稿，受到主编赏识，后来成马来亚共产党机关报的重要笔杆子。他们都不仅写严谨的学术论著，也重视写报纸理论文章。我岳父晚年热衷于哲学随笔的写作，65岁以后写的十多本哲学随笔，受到广大读者喜爱。比如《漫步遐思》《静园夜语》《散步，路上：我与学生聊哲学》等。他喜欢写短句子，并告诫我们要多用句号，认为这样简洁有力。有意思的是，许征帆老师正好相反，喜欢写长句子，但是长得独具风格，优美而韵味十足，无可挑剔。《教学与研究》的老编辑任大奎老师有一次跟我说，你老师的句子太长，我想给他删减一点，结果是一个字也删不掉，真是没办法。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对每一个字都作了认真安排。这就使我感到困惑，也想问清楚这件事。有一次，我和许老师在人民大学对面的当代商场闲逛，谈到这个问题，我说出了心中的疑惑。他指着商场里的商品对我说：你看这一排商品，它那上面的牌子上可以用两种形式来写，一是“服装”“鞋帽”之类最简明的字句，二是用较复杂的表述如“出口转内销的服装鞋帽”之类。二者都可以，但我认为后者更有吸引力。这一生动比喻和有趣的解释使我豁然开朗，认识到“文无定法，贵在得法”的道理。有兴趣的老师和同学，可以将两位先生的文章加以对照学习。

我很幸运，在人生道路的关键阶段遇到这样两位大先生。他们带我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的道路。虽然在近几年的疫情中，他们不幸相继离开了我们，但他们的音容笑貌和崇高形象始终镌刻在我的脑海，永远不会褪色，并激励我不断努力。我在人民大学任教38年了，在为学为师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在学识学术方面，与两位大先生相去甚远，但他们始终是我学习和模仿的偶像。在他们的影响下，我坚定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并把马克思主义信仰作为我学术研究的重要方向。我深切体会到，在马克思主义科学信仰这里，信仰与研究是完全一致、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我也认真学习和钻研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从中吸取智慧和力量，努力把“学原著”与“悟原理”结合起来，不断提升自己的思想理论水平。我也力求像他们那样对待学生，注重教书育人和科研育人的结合。当我的学生毕业成为青年教师的时候，我也总是让他们先站稳讲台，再搞好科研。而不能一到新的岗位，就只顾自己写文章发文章，而对教学采取敷衍态度。在专业写作方面，我由于是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点上，因而也更注意读者的感受和接受。我做过多种文体的写作尝试，除了专业论著和教材编写外，我曾用理论随笔体写过《追问信仰》；用书信体写过《信仰书简：与当代青年谈理想信念》；用对话体写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七日谈》等，都收到较好的效果。

我深知，自己的努力与党的要求和学生的期待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我也将以本次领学机会为鞭策，在以后的日子里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与我们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老师们一起，以“大先生”为榜样，努力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可亲可靠的引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