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性批判”的反思与现代性批判视域的拓展

作者简介

郗戈，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讲席教授、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高精尖创新中心常务副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2023年度），兼任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主要成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中国人学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马克思主义研究分会副理事长。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向南，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关键词：有用性批判；现代性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工具理性批判；结构化视域

摘  要：启蒙运动以来的“有用性的统治”引发了对启蒙理性的反思，并开启了以“有用性批判”为基本视域的现代性批判。从黑格尔到青年马克思的“有用性批判”，都遵循着“主体-客体”二元关系下现代性“分裂-整合”的理论模式，以自我意识主体的“起源-目的”自我复归运动来整合现代性的分裂。受制于“主体-客体”二元范式，法兰克福学派的工具理性批判内在地规定了“有用性批判”的深度与限度。对此，应当重新开掘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将“有用性-主客体异化批判”纳入资本逻辑的结构化视域中予以重构，兼容并综合“主客体异化批判”与“主体间物象化批判”双重向度，突破“有用性批判”的主体性困境，拓展现代性批判的当代视域。进而，在超越启蒙的“有用性批判”的基础上，应当以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划分的结构化视域展望未来社会的“新有用性”，探索主体与“有用性”新关系的未来向度。

“有用”是我们日用而不知的概念，但人们经常不自觉地将有用手段颠倒为行为目的，从而产生被“有用性”支配的异己感受，这与启蒙运动以来现代性矛盾裂变与资本异己统治密切相关。以启蒙现代性的思想史为背景反思有用性的统治及其深层矛盾，凸显现代性批判中的有用性批判的维度，对于探究有用性批判与现代性批判的理论关系、拓展现代性批判的当代视域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一、“有用性的统治”与启蒙运动的反思

在启蒙运动中，现代性哲学思维确立了以“主体中心理性”为原则的“主体-客体”范式，将客体设定为理性主体的对象，而对象用以满足主体需要的属性则被界定为“有用性”。现代社会的启蒙理性发生自我分裂异化，原本作为主体需要、目的和活动产物的“有用性”变为异己物反过来统治主体自身。“有用性的统治”最初表现为社会现象中商业利润对日常生活尤其是文化艺术的支配，德国思想家们以文学艺术的形式在直觉体验层面对有用性问题进行了反思。康德首先在道德和审美领域对有用性问题进行了内在的反思，他将有用性理解为“外在的合目的性”，认为只有“内在的合目的性”才能使道德和审美对象具有完善性，追求纯粹实践理性和审美判断力对“有用性”外在表象与“完善性”内在目的的调和。席勒受到康德对“外在的合目的性”反思的影响，提出了“有用性成为统治”的时代问题，并认为应通过审美活动调和感性冲动与理性冲动对人的片面规定，以审美中介替代造成异化关系的有用性原则，从而将理性主体失去的人性归还给自身。歌德以对有用性统治之下商业与艺术之间的纠葛进行了反讽式的呈现，他看到受有用性原则支配的商业领域和受审美自律性支配的艺术领域本应被明确划分开来，但现代文明却使两者之间的界限日趋模糊。而浪漫派的诺瓦利斯不仅呈现了工商业和艺术的纠缠关系，而且在审美原则下描绘工商业场景，将工商业审美化，从而限制有用性原则对工商业的支配。可见，德国启蒙反思者们普遍看到了“有用性的统治”的时代问题，并从哲学、美学和文学等角度对启蒙理性带来的“外在有用性”与“内在目的性”的分裂进行了剖析与调和，开启了以有用性批判为基本视域的现代性批判。

二、有用性批判：现代性的分裂与整合

“后启蒙时代”的有用性统治之下呈现出了更深层的现代性矛盾裂变，黑格尔和青年时期的马克思将有用性批判作为现代性批判的重要内容，以概念化和理论化的方式对有用性呈现出的现代性内在分裂进行“扬弃式整合”。

黑格尔将有用性看作启蒙的基本概念，指明“有用性的统治”呈现出了有限性与无限性的矛盾、信仰与识见的对立、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裂等现代社会的深层矛盾裂变。有用性问题在黑格尔哲学中的基本结构为：主体主观性的自由固执于自身有限性，把原本与主体相统一的客体分割为主体需要的对象，在主体与对象之间形成了机械的二元对峙关系，并进一步以有限的“有用性”规定趋于无限的“对象性”，客体被降低为完全服从于主体需要的工具，主客体关系被进一步僵化为目的-手段的利用关系。在黑格尔看来，有用性问题的根源在于，启蒙以来的“主体中心理性”虽然破除了中世纪宗教的统治，但由于失去了最高普遍性而导致主观自由受到“有用性”支配。所以，从笛卡尔到康德的主观理性主义所依赖的有限性“人类个体”根本不可能克服现代性的总体分裂状况，势必需要超越个体的“普遍理性”即将“有限”放大为超越社会和历史的“绝对”才能克服分裂。也就是说，要整合“有用性”与有限性个体的分裂，就要通过绝对理念的自我辩证运动扬弃现代性在各个层面上的矛盾，并最终复归到总体化的精神统一性自身。

青年时期的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对分裂进行“扬弃式整合”的有用性批判模式。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认为现代性的病理是分裂，现代性的诊疗是整合，他将黑格尔自我思辨同一的精神主体置换为现实的人（类）主体，通过“去绝对化”的理论改造，以“概念与现实的非同一性”作为存在论前提深化了有用性批判，从社会现实出发创立了一门以有用性批判为内核的现代性诊疗病理学。青年马克思认为，从人的类本质角度来看，有用性是人类劳动活动赖以满足人的自然性、动物性需要的必要工具属性。但如果有用性异化为支配性力量就会产生“目的-手段”关系颠倒的异化劳动，现代性异化状况的核心就在于劳动活动的“自我异化”。不过，现代社会劳动的有用性在产生“异化形式”的同时也蕴含着“解放潜能”，若按照超越有用性的、美的规律进行生产，克服异化形式以达到共产主义状态，就可以消解“有用性”统治带来的现代性矛盾。

三、有用性批判的深度与限度

有用性批判的思想深度表现在，法兰克福学派把青年马克思的有用性批判思想充分阐释了出来，将其在理论上深化为“工具理性批判”，揭示了主客体之间以工具理性为中介的相互异化关系，要求扬弃这种相互异化从而重构“主体-客体”关系。需要主体和满足需要的工具客体之间形成了不对等的价值关系，对主体需要的过度抬高和对工具的过度占有蕴含着理性主体对客体强有力的宰制、否定和消灭。启蒙理性通过否定客体而实现主体力量确证的同时，自身反而沦为了工具服从于主体自我保存的需要，它被同化为主体的工具客体来使用。这就是被主体需要异化的工具理性：主体并不能自我规定，则是要通过工具化的需要来规定自身。于是，启蒙现代性中主体对客体的统治颠倒为“客体化的”工具理性对主体的“反噬”。可见，工具理性批判与有用性批判共享着主客体实践活动的“内在目的性”和“外在有用性”主客二元框架，具有理论同构性。所以，揭示以工具理性为中介的主客体之间的相互异化关系，是工具理性批判的深刻之处，也是对有用性批判的深化。

有用性批判的限度在于，工具理性批判作为有用性批判最精致的理论形态，虽然指明了理性主体的需要对客体有用性的“同化”会反过来加剧工具理性对主体的宰制，但是在前提上依然预设了主客体之间良性的“目的-手段”规范关系，其批判的视角依然局限在“主体-客体”范式来理解现代性的矛盾与分裂，依然包含着主客体“异化-复归”的问题意识，依然与黑格尔-青年马克思阶段的有用性批判共享着从“异化分裂”到“整合统一”的理论结构。这是因为，自我规定的“主体-客体”关系中的主体仍然是启蒙以来的“自我意识主体”及其不同表现形式，这使得有用性批判始终受限于启蒙主义的主体性视域。自我意识主体起源于启蒙主义以“我思”为第一存在的主体性原则，其前提是主体自身必须具有超验性的自我设定。这在康德那里表现为具有综合统一性的先验统觉，在黑格尔那里表现为自我否定、自我扬弃、自我复归的绝对精神。虽然青年马克思基于现实的劳动生产活动扬弃了康德与黑格尔的抽象精神主体，确立了社会历史化的“实践主体”，但是“实践主体”由于预设了统摄人的本质力量的“类本质”价值前提，因而仍未完全越出“自我意识主体”所设定的“主体-客体”范式。

四、政治经济学批判对有用性批判的重构

当马克思将研究重心逐渐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之时，有用性批判也被他纳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域予以重构。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将有用性批判的“主体-客体”范式深化拓展为资本逻辑结构化范式，在社会形式与物质内容的辩证法中兼容并综合“主客体异化批判”与“主体间物象化批判”的双重向度，克服了黑格尔主义“分裂-整合”模式的“起源-目的”同一性局限，在视域突破中更完整地剖析了资本主义现代性问题。这种视域突破的关键在于，对近代以来的自我意识主体范式的扬弃，以及对黑格尔主义的精神-社会“宏观主体”先验预设与个人“微观主体”相和解的“救赎”神话的破除。马克思将市民社会现实前提转化为资本主义社会“客观结构”及其“结构化”过程，同时保留了社会关系中作为“现实的个人”的劳动主体和需要主体等“微观主体”，将资本主义社会自身理解为“没有主体的结构化过程”。

首先，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对有用性批判进行重构。这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表现为，一是“货币章”和“资本章”中主客体异化批判与主体间物象化批判的嵌套结构，这是马克思对自己青年时期“有用性”异化批判的具体化发展。马克思并没有抛弃异化结构，而是将改造后的异化结构与物象化结构相结合的“微观-中观-宏观”三层嵌套结构。在微观层面，是劳动者个体与商品生产劳动之间的主客体异化关系结构；在中观层面，微观异化结构外部嵌套着流通领域“货币-商品”关系中商品占有者之间的主体间物象化结构；在宏观层面，作为客体的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的资本关系整体反过来支配劳动者群体主体，表现为资本的异己支配权力与活劳动的对抗关系，这是最外层的宏观异化结构。二是“资本章”中劳动对于资本的有用性关系。在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中，作为交换价值的资本和作为使用价值的活劳动相互对立，活劳动作为使用价值服务于资本，资本的价值增殖本性支配着劳动主体。这里形成了一种深度颠倒的主客体异化支配关系，活劳动作为使用价值从属于资本生产关系的结构化。虽然看起来活劳动主体与“有用性”客体好像被颠倒为资本关系“主体”与活劳动客体的“有用性”异己结构，但是资本作为生产关系不再是“主体-客体”范式中的自我意识主体，而是作为无目的、无主体“过程”的资本生产关系。

其次，《资本论》开启了有用性批判的结构化视域，马克思进一步在资本逻辑的结构化视域中考察有用性对主体的统治问题，在价值支配使用价值（需要主体对于资本价值增殖的实现具有“有用性”）、价值增殖过程支配劳动过程（劳动主体对于资本价值增殖的产生具有“有用性”）的资本逻辑批判中以“社会形式-物质内容”辩证法具体化了有用性批判。第一，马克思更清晰地区分了有用性统治下的需要主体和劳动主体。与需要主体相对应的是物的有用性，即商品的使用价值，与劳动主体相对应的是“有用劳动”，“劳动的社会有用性”反映在劳动产品的交换中。《资本论》对《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提出的有用性关系三层嵌套结构做了优化：首先，中观层面的主体间物象化结构独立为《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一篇，以商品和货币的辩证法具体化了在流通领域商品货币统治需要主体的有用性批判；然后，将微观和宏观层面的异化结构进一步结构化呈现，以价值增殖过程对劳动过程的支配具体化了资本关系对劳动主体的统治，形成了“社会形式-物质内容”的资本逻辑辩证结构。主客体异化关系和主体间物象化关系被“分析地”嵌入资本逻辑结构化批判之中。第二，马克思在需要主体和劳动主体两个维度分别揭示了资本的社会形式对物质内容的支配、进而对主体的支配。表面上看，需要主体是被作为商品使用价值的有用性统治，但由于使用价值被价值支配，实际上需要主体是受商品价值统治。劳动主体表面上看是被劳动过程的有用性统治，但由于劳动过程被价值增殖过程支配，劳动主体实际上是受价值增殖过程统治。流通领域的商品价值形式和生产领域的价值增殖过程，作为资本的社会形式方面而存在，因此无论是需要主体还是劳动主体，表面上被物质内容的有用性支配，实质上是被特定社会形式也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支配。第三，在资本结构化视域下存在一个新的有用性嵌套结构：流通领域的诸种需要主体之间的物象化关系，与生产领域的劳动主体和生活资料使用价值之间的主客体异化关系，都被依附于、嵌套于资本价值增殖的关系结构中。无产阶级主体获得生活资料的过程，一方面是资本在生产领域中购买活劳动并用于自身价值增殖的过程，另一方面又是资本在流通、消费领域中自身实现为货币的过程。可见，在对“劳动主体-资本”的主客体异化关系和“需要主体-资本”的主体间物象化关系分析的基础上，马克思将两者“综合地”再现为资本的社会形式（商品价值形式和资本价值增殖过程）对无产阶级主体（作为有用性客体）支配关系的思想具体总体。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不仅对有用性做了消极规定，即无产阶级主体对于资本的使用价值（劳动创造新价值的有用性）方面，而且认为有用性也有积极一面，即劳动主体在资本价值增殖中创造的多方面社会财富和需要主体在资本流通中开发出的多方面需要能力。也就是说，资本的力量虽然以有用性为“隐形引线”支配着无产阶级主体，但是又反过来激发出了大量需要和享受的能力体系，使人类科学技术改造自然和创造财富的能力普遍增强。所以，有用性既是资本关系统治劳动主体和需要主体的手段，又是需要主体发展需要和享受能力、劳动主体发展科学技术创造能力的原动力。由此，劳动的“异化形式”与“解放潜能”的辩证法被深化为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与“内在超越”的辩证法，结构化视域突破了劳动从自我异化到自我扬弃再到自我复归的“起源-目的”同一性模型，整体性地、开放性地呈现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从“自身限制-内在矛盾”走向“自身克服-内在超越”的宏阔现代文明图景。

余  论：“有用性”问题的未来向度

马克思未来社会理论启示我们，必然王国中合理化的有用性物质生产与自由王国中作为对自然必然性“超越趋势”而存在的精神生产这两者合理区分基础上的互动结构，内蕴着主体与“有用性”的新关系。“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及其界限表明，资本在自我限制的同时内生解放潜能从而自我克服，表现为主体对作为“有用物”的自然界和社会生活的普遍占有、支配与利用，创造多方面的需要体系和能力体系。在结构化视域下，一方面，必然王国中合理化的有用性表现为，人通过物质生产对自然的理性支配和主客体之间的“有机理性”关系；另一方面，自由王国是未来新主体超越有用性之外在目的、服从自我发展之内在目的精神生产领域，主体从事的是“用于发展不追求任何直接实践目的的人的能力和社会的潜力（艺术等等，科学）”的自由活动。

文章来源：《教学与研究》2025年第1期